“鑿池築城，與民守之”——讀《沃倫·巴菲特在佛羅裡達大學的演講》
經濟城堡和護城河理論第一次出現是在1993年沃倫·巴菲特致股東信中，第二次出現則是在1995年在伯克希爾公司的年度會議上，那一次巴菲特對經濟城堡和護城河的概念作了較為細致的描述。不過，巴菲特在佛羅裡達大學對MBA學生的演講則更為詳盡。我認為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演講。
1998年10月15日，沃倫·巴菲特應邀來到佛羅裡達大學演講，這是一次一個半小時的演講。在巴菲特簡要的開場白後，就有學生開始提問，其中第三個問題就是：“講講你喜歡的企業吧, 不是企業具體的名字，而是什麼素質的企業你喜歡？”盡管這位學生已經聲明並不需要具體的企業名字，但是巴菲特還是忍不住地舉了可口可樂這個例子，點出了經濟城堡和護城河的含義：對投資者而言理解容易，但是對競争對手而言卻並不容易，並且還要有負責的、能幹的人才來管理：“我只喜歡我看得懂的生意，這個標準排除了90％的企業。你看，我有太多的東西搞不懂。幸運的是，還是有那麼一些東西我還看得懂。設想一個諾大的世界裡，大多數公司都是上市的，所以基本上許多美國公司都是可以買到的。讓我們從大家都懂的事情上開始講吧（巴菲特舉起他的可樂瓶），我懂得這個，你懂得這個，每個人都懂這個。這是一瓶櫻桃可樂，從1886年起就沒什麼變化了。很簡單，但絕不容易的生意。我可不想要對競争者來說很容易的生意，我想要的生意外面得有個城牆，居中是價值不菲的城堡，我要負責的、能幹的人才來管理這個城堡。”
如何理解護城河的含義？巴菲特以蓋可保險為例，蓋可保險的護城河就是低成本，雖然保險服務基本上是相同的或接近的，但是因為蓋可的價格低，所以這才是客戶更需要的。“我要的護城河可以是多樣的，舉例來說，在汽車保險領域的蓋可（GEICO）,它的護城河就是低成本。人們是必須買汽車保險的，每人每車都會有，我不能賣20份給一個人，但是至少會有一份。消費者從哪裡購買呢？這將基於保險公司的服務和成本。多數人都認為（各家公司的）服務基本上是相同的或接近的，所以成本是他們的決定因素。所以，我就要找低成本的公司，這就是我的護城河。當我的成本越比競争對手的低，我會越加註意加固和保護我的護城河。當你有一個漂亮的城堡，肯定會有人對它發起攻擊，妄圖從你的手中把它搶走，所以我要在城堡週圍建起護城河來。”
巴菲特先以柯達和可口可樂為例，說明護城河既可變寬也可變窄。柯達公司護城河就是由寬變窄的典型。“柯達公司的護城河和可口可樂的護城河是一樣難以逾越的。如果你想給你6個月的小孩子照張像，20年或50年後你再來看那照片，你不會象專業攝影師那樣來衡量照片質量隨著時間的改變，真正決定購買行為的是膠卷公司在你的心目中的地位。柯達向你保證你今天的照片，20年，50年後看起來仍是栩栩如生，這一點對你而言可能恰恰是最重要的。30年前的柯達就有那樣的魅力，它占據了每個人的心。在地球上每個人的心裡，它的那個小黃盒子都在說，柯達是最好的。那真是無價的。現在的柯達已經不再獨占人們的心。它的護城河變薄了，富士用各種手段縮小了差距。柯達讓富士成為奧林匹克運動會的贊助商，一個一直以來由柯達獨占的位置。於是在人們的印象裡，富士變得和柯達平起平坐起來。”而可口可樂護城河則變得愈來愈寬了。“與之相反的是，可口可樂的護城河與30年前比，變得更寬了。你可能看不到護城河一天天的變化。但是，每次你看到可口可樂的工廠擴張到一個目前並不盈利，但20年後一定會的時候，它的護城河就加寬些。企業的護城河每天每年都在變，或寬或窄。10年後，你就會看到不同。”變寬說明企業的競争力越來越強了，越來越有優勢了；變窄則說明企業的競争力越來越弱了，越來越處於劣勢的狀態。因此，通過護城河的變化可以看清企業的前景。
以10年或20年的長遠眼光來審視一家企業，其視角就必定與衆不同。“我給那些公司經理人的要求就是，讓護城河更寬些，保護好它，拒競争者於河外。你可以通過服務，產品質量，價錢，成本，專利，地理位置來達到目的。我尋找的就是這樣的企業。那麼這樣的企業都在做什麼生意呢？我要找到他們，就要從最簡單的產品裡找到那些（傑出的企業）。因為我沒法預料到10年以後，甲骨文，蓮花，或微軟會發展成什麼樣。比爾·蓋茨是我碰到過的最好的生意人，微軟現在所處的位置也很好。但是我還是對他們10年後的狀況無從知曉。同樣我對他們的競争對手10年後的情形也一無所知。”這裡又為我們提供了如何跟蹤、判斷和預測企業前景的基本方法。
巴菲特再以箭牌口香糖為例，從自己能夠理解的生意的角度，站在競争對手的位置，看需要多少資金才能打敗現在的生意，告訴我們如何從產品質量、價格、成本以及服務水平等環節上判斷其護城河變寬或變窄。“雖然我不擁有箭牌口香糖的公司，但是我知道10年後他們的發展會怎樣。互聯網是不會改變我們嚼口香糖的方式的，事實上，沒什麼能改變我們嚼口香糖的方式。會有很多的（口香糖）新產品不斷進入試驗期，一些以失敗告終。這是事物發展的規律。如果你給我10個億，讓我進入口香糖的生意，打開一個缺口，我無法做到。這就是我考量一個生意的基本原則。給我10個億，我能對競争對手有多少打擊？給我100個億，我對全世界的可口可樂的損失會有多大？我做不到，因為，他們的生意穩如磐石。給我些錢，讓我去占領其他領域，我卻總能找出辦法把事情做到。”巴老就是這樣，深入淺出，把一個十分複雜的問題通過連續舉例，讓聽衆通俗易懂，心領神會。
最後，巴菲特終於道出了投資的精髓所在：視買股票為做生意，買我們看得懂的賺錢生意；視股票為企業，企業好，我們的投資就好。企業盈利模式非常重要，那些無法判斷其前景的企業，絕大多數都是不符合商業邏輯，經濟上根本行不通的，並不值得我們去浪費時間。只有極少數的企業能夠隨著時間的推移帶來越來越多的利潤，企業賺越來越多的錢對股東的回報也將越來越大。這樣的企業才是我們所想要，這也是考量一筆生意的唯一正確的方式。這才是最高明的投資方法。“所以，我要找的生意就是簡單，容易理解，經濟上行得通，誠實，能幹的管理層。這樣，我就能看清這個企業10年的大方向。如果我做不到這一點，我是不會買的。基本上來講，我只會買那些，即使紐約證交所從明天起關門五年，我也很樂於擁有的股票。如果我買個農場，即使五年内我不知道它的價格，但只要農場運轉正常，我就高興。如果我買個公寓群，只要它們能租出去，帶來預計的回報，我也一樣高興。人們買股票，根據第二天早上股票價格的漲跌，決定他們的投資是否正確，這簡直是扯淡。正如格雷厄姆所說的，你要買的是企業的一部分生意。這是格雷厄姆教給我的最基本最核心的策略。你買的不是股票，你買的是一部分企業生意。企業好，你的投資就好，只要你的買入價格不是太離譜。這都是格雷厄姆的理念。”“投資是投入一定的錢，確保將來能恰當幅度地賺進更多的錢。所以你務必要曉得自己在做什麼，務必要深入懂得（你投資的）生意。你會懂一些生意模式，但絕不是全部。”
滕文公曾詢問孟子：“我們滕國是個小國，處在齊國和楚國之間。是事奉齊國呢？還是事奉楚國？”孟子回答說：“這個計謀不是我能想得到的。不得已的話，倒是有一種辦法：鑿深這個護城河，築固這個城牆，和人民一起堅守在這裡，盡力死不離開它，那麼這樣倒是可以做到的。”我想，孟子這個“鑿池築城，與民守之”的策略，對於那些中小闆和創業闆的企業尤其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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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與質化
——再讀《沃倫·巴菲特在佛羅裡達大學的演講》
關於量化與質化，實際上就是定量與定性的問題。所謂定量，就是某個企業的經營數據及財務指標，依據這些數據及指標對公司的價值進行定量，判斷這筆生意好到什麼程度，差到什麼程度。所謂定性，就是對這個企業的商業屬性、盈利模式、競争力以及企業前景等因素進行定性，判斷這筆生意的本質是好生意還是差生意。衡量一個偉大企業的因素是什麼？就是量化與質化這兩個雙重因素。在佛羅裡達大學的演講中，就有學生提出這樣的一個問題：“在你購買公司的分析過程裡，是否有些數字會告訴你不要買？哪些東西是質化的，哪些東西是量化的？”
巴菲特是這樣回答的：“最好的買賣裡，從數字的角度來講，幾乎都要告訴你不要買。你可能對（被購買公司的）產品的印象是非常之深，但是你對那套雪茄煙蒂式的廉價思維已經根深蒂固。我曾經擁有一個風力發電公司。相信我，風力發電公司如同雪茄煙蒂一般廉價。我們買的也很便宜，只相當於公司流動資金的三分之一的價錢。我們卻實賺了錢，但是這種收益是不可複制的，更象是一次性的買賣。你可不想做那樣的事情，但我經歷了那樣一個階段，在那個階段裡，我還買過租車公司等等一些廉價生意。”巴菲特從企業量化的東西談起，以自己曾經買過風力發電公司為例告訴聽衆，好生意一般都不便宜，但是如果覺得“便宜”了，其品質可能就沒有那麼好了。這是巴菲特幾十年的經驗之談。
早期的巴菲特由於深受他的老師本傑明·格雷厄姆的影響，經常去做看似“便宜”的生意。這些生意都在他的上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的致股東信中得到充分的表現。單一使用量化確實有它的缺陷，因為量化的東西容易使人滑向貪圖便宜的“煙蒂型投資”。地上有一個煙蒂，撿起來還能吸上幾口，既不花錢，又很便宜。經常進行煙蒂型投資時，自然會將價格與淨資產進行比較，然而淨資產只是代表一個企業的賬面價值，也就是投入成本。而真正衡量企業内在價值的卻是盈利能力。盈利能力恰恰無法量化衡量，它需要質化的東西進行描述。
質化的東西看起來似乎難以判定，那麼應該如何確定不同類型企業質化的東西？對此，巴菲特說，“談到質化的東西，我可能在接到電話的那一刻就能感受到了。幾乎我們買的所有企業，只需要10分鐘，15分鐘的分析。我今年買了兩個企業。通用再保（General Re）是一個180億的交易。我連它們的總部都沒去過。我希望它們的的確確有個總部。在那之前，我買了公務機（Executive Jet），主要做部分擁有小型飛機的生意。在我們買之前，我也沒去過它的公司總部。四年前，我給我的家庭買了一個飛機計劃的四分之一擁有權。我親身體會了他們的服務，我也看到了這些年它們的迅速發展。（在購買交易發生之前，）我拿到了它們的經營數據。”
為什麼巴菲特10分鐘或15分鐘就能談好一筆生意？這是因為在巴菲特心目中早已有他的“偶像”了。人們早已知道巴菲特在他的致股東信中公佈了他要買入公司需符合的條件：“我們對具有以下條件的公司有興趣：1、巨額交易(每年稅後盈餘至少有五百萬美元)；2、持續穩定獲利(我們對有遠景或具轉機的公司沒興趣)；3、高股東報酬率(並甚少舉債)；4、具備管理階層(我們無法提供)；5、簡單的企業(若牽涉到太多高科技,我們弄不懂)；6、合理的價格(在價格不確定前，我們不希望浪費自己與對方太多時間)。我們承諾完全保密並盡快答複是否感興趣，通常時間不超過五分鐘。”對於巴菲特來講,只要滿足以上條件，馬上就會買入，買入決策並不會超過5分鐘,因此看起來10分鐘似乎還太長了。只要5分鐘，這就意味著，這6個條件是一組能絕對買到好公司的令人放心的條件。在滿足這6個條件後，投資者已經沒有什麼好擔心的問題，剩下的就是根據自己的財力決定買不買的問題了。質化的東西，可以在接到電話的那一刻就能感受到，除了熟谙6個條件外，最主要的還是這個生意的本身屬性。現實中的商業世界，一個經驗豐富的商人，只要對方一張口，他確實能一眼看出他所做的生意性質、盈利狀況以及前景，並不需要花費很長時間考量。假設對方說不清楚他在做什麼生意，要麼他想隐瞞什麼，要麼他在故意騙你，這樣的生意當然也不需要去做了。
所以，“如果你不能馬上足夠了解所作的生意，即使你花上一二個月，情況也見得會有多少改觀。你必須對你可能了解的和不能了解的有個切身體會，你必須對你的能力範圍有個準確的認知。範圍的大小無關大局，重要的是那個範圍裡的東西。哪怕在那個範圍裡只有成千上萬家上市公司裡的30個公司，只要有那30家，你就沒問題。你所做的就應當是深入了解這30家公司的業務，你根本不需要去了解和學習其他的東西。”這裡實際上已經涉及到能力圈問題了。如果這個生意超出了個人理解的範圍，無法判斷其性質、盈利狀況以及前景，不能對其大致估值，買賣點無法把握，就不是一筆好生意了，也不值得投資了。
正因為我們有許多我們不懂的東西，所以我們就需要不斷學習，調查研究，盡可能地擴大自己能力圈。巴菲特早年就是這樣做的。“在我早年的時候，我做了大量功課來熟悉生意上的事情。我們走出去，採取所謂‘抹黃油’的方式，去與企業的用戶談，與企業以前的雇員談，與企業的供應商談，我們能找到的每一個人。每次我看到業界的專業人員，舉例來說，我對採煤業有興趣，我會遍訪每一家採煤公司，問每一位CEO,‘如果要在業界買一家公司，你認為我該買哪一家？為什麼？’ 如果你把這些片段的信息串起來，你會學到很多業界的信息。當你問到競争對手的時候，你會得到非常相似的答案。比如說，如果你有一個解決一切問題的良方，那麼你首先要解決的競争對手是誰？為什麼？通過這種手段，你很快會發現誰是業界最好的企業。”看起來如果要升華到5分鐘就能做一筆好生意的境界，確實需要在對企業的調查研究上下一番苦功夫！“四十年前你了解的口香糖的生意，現如今依舊適用，沒有什麼變化。我認識一個人，他的嶽父去世了，丢下一間他創建的制鞋公司。這個人托高盛（Goldman Sachs）來賣掉這家公司。他和我的一個朋友在佛羅裡達打高爾夫，提到了這件事。我朋友讓他給我打電話。他打了，結果我們用五分鐘談成了這樁生意。我認識這個人，我基本了解制鞋生意，所以我就買了。質化的方面定了後，就是價格了。我的答案只有是或者不是，很簡單，談判的時候沒什麼圈子可兜。只要價格合適，我就會買。不然的話，談判之前我很快樂，談判不成我也一樣。”
結論：質化因素就是判斷這筆生意是否可以去做，在得到確切的答案後，才去考慮量化因素，衡量價格是否合適。因此巴菲特才會這樣說，“我親身體會了他們的服務，我也看到了這些年它們的迅速發展。（在購買交易發生之前，）我拿到了它們的經營數據。”從單純的量化到質化，到雙重因素的結合，這就是巴菲特的飛躍，所以巴菲特常說，如果他只學格雷厄姆，他就可能賺不了那麼多的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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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詩的定價魔力
——三讀《沃倫·巴菲特在佛羅裡達大學的演講》
如何確定一個合適的價格來購買企業？這是巴菲特在佛羅裡達大學的演講時學生提出的第四個問題：“就如你剛才所說，你已經講了事情的一半，那就是去尋找企業，試著去理解商業模式，作為一個擁有如此大量資金的投資者，你的積累足以讓你過功成身退。回到購買企業的成本，你如何決定一個合適的價格來購買企業？”
這個問題看似簡單，但卻難以決定，可見它確實不簡單。巴菲特回答：“那是一個很難作出的決定。對一個我不確信（理解）的東西，我是不會買的。如果我對一個東西非常確信，通常它帶給我的回報不會是很可觀的。為什麼對那些你只有一絲感覺會有40％回報的企業來試手氣呢？我們的回報不是驚人的高，但是一般來講，我們也不會有損失。”這裡又再涉及到能力圈問題：不懂不買。但是即使懂，也不見得就一定就會大賺一把，當然也不至於虧損。在懂的情況下都尚且如此，更何況不懂？
巴菲特先以喜詩糖果公司（See’s Candy）為例，“1972年，我們買了喜詩，喜詩每年以每磅1.95美元的價格，賣出 1600萬磅的糖果，產生400萬的稅前利潤。我們買它花了2500萬。我和我的合夥人覺得有一種尚未開發出來的定價魔力，每磅1.95美元的糖果可以很容易地以2.25的價錢賣出去。每磅30分的漲價，1600萬磅就是額外的480萬呀，所以2500萬的購買價還是劃算的。”喜詩一向是巴菲特引以為豪的公司。1972年當巴菲特買入喜詩時，如果按當時的稅前利潤400萬計算，不計稅收項目，收回買價的年限是6.25年，這確實是一筆很劃算的生意。——讀到這裡，我忽然聯想到當前有一些創業闆公司，其稅前利潤與總市值相比，竟然只有總市值的1-2%，真不知道何時才能收回成本。——當然，價格便宜只是一回事，更重要的在於喜詩具有定價魔力，它可以通過提價賺取額外的480萬美元的利潤而不影響其銷售量。這就是說，喜詩提價後的價值要比提價前提高了一倍。如果每年都提價，那麼每年的價值都要比前一年增加。果然，在巴菲特買了喜詩後，“我們每年都在12月26日，聖誕節後的第一天，漲價。聖誕節期間我們賣了很多糖。今年，我們賣了3000萬磅糖，一磅賺2個美元，總共賺了6000萬。十年後，我們會賺得更多。在那6000萬裡，5500萬是在聖誕節前3週賺的。耶稣的確是我們的好朋友。這確實是一樁好生意。”按照帕特·多爾西在《巴菲特的護城河》中說法，如果投資不能通過定價權或重複購買等形式創造收益，那麼這種品牌就無法創造競争優勢。很顯然，喜詩在定價權與重複購買方面做得很成功。
加州人是這樣喜愛喜詩糖果，以至於到了不可救藥的程度了，這也是喜詩糖果能夠不斷漲價的根本原因。“我們知道在加州每個人都有一個想法。每個加州人心中對喜詩都有一些特殊的印象，他們絕對認這個牌子的糖。在情人節，給女孩子喜詩的糖，她們會高興地親它。如果她們把糖扔在一邊，愛理不理，那我們的生意就糟糕了。只要女孩子親吻我們的糖，那就是我們要灌輸給加州人腦子裡的，女孩子愛親喜詩的糖。如果我們能達到這個目標，我們就可以漲價了。”
接著巴菲特描述了喜詩深入人心的一幕幕場景，既生動又風趣：“如果你再想想，關於這生意的重要一點是，多數人都不買盒裝巧克力來自己消費，他們只是用它來做為生日或節日的饋贈禮品。情人節是每年中最重要的一天。聖誕節是迄今為止最最重要的銷售季節。女人買糖是為了聖誕節，她們通常在那前後2－3週來買。男人買糖是為了情人節。他們在回家的路上開著車，我們在收音機節目裡放廣告，“内疚，内疚”，男人們紛紛從高速路上出去，沒有一盒巧克力在手，他們是不敢回家的。情人節是銷售最火的一天。你能想像，在情人節那天，喜詩的價錢已經是11美元一磅了。當然還有別的牌子的糖果是6美元一磅。當你在情人節的時候回家，遞給你的那位（6塊錢的糖），說，‘親愛的，今年我買的是廉價貨’？這絕不可能行得通！”喜詩的價格就是要比別人的牌子要高，而一家企業僅僅憑借其品牌就能以更高的價格出售同類產品，本身就形成了一條無與倫比的護城河。
巴菲特認為，在某種程度上，有些東西和價格是沒關系的，或者說，不是以價格為導向的。他再以迪斯尼為例。迪斯尼也具有喜詩一樣的盈利模式，價格也要比別人的牌子要高，因此對於其他牌子而言，日子就不是那麼好過了。“迪斯尼在全世界賣的是16.95或19.95美元的家庭影像制品。人們，更具體的說，那些當媽媽的對迪斯尼有著特殊的感情。在座的每個人在心中對迪斯尼都有著一些情愫。如果我說環球影視，它不會喚起你心中的那種特殊情愫；我說20世紀福克斯公司，你也不會有什麼反應。但是迪斯尼就不同。這一點在全世界都如此。當你的年紀變老的時候，那些（迪斯尼的）影像制品，你可以放心讓小孩子每天在一邊看幾個小時。你知道，一個這樣的影片，小孩子會看上20遍。當你去音像店時，你會坐在那兒，把十幾種片子都看上一遍，然後決定你的孩子會喜歡哪一部？這種可能性很小。別的牌子賣16.95，而迪斯尼的賣17.95，你知道買迪斯尼的不會錯，所以你就買了。在某些你沒有時間的事情上，你不一定非要做高質量的決定。而作為迪斯尼而言，就可以因此以更高的價格，賣出多得多的影片。多好的生意！”查理·芒格認同巴菲特的說法，他說，“關於迪斯尼，迪士尼是自身催化（autocatalysis）的完美典範。他們攝制完成的電影也有版權。就像制冷技術推動了可口可樂的銷售一樣。錄影帶誕生後，它什麼也不要發明，只要放映攝制完成的電影並高價出售錄影帶。每個父母和爺爺奶奶都希望他們的孩子坐下來，在家裡靜靜地看著這些錄像帶。所以迪士尼搭了順風車，這個機遇價值成千上萬美元。很顯然，如果你能夠找到，這也是一個不可思議的模型。你不用發明什麼新的東西，只要坐在那裡，然後讓世界帶著你走。”
巴菲特說，許多夢想家們一直努力打造出類似於迪斯尼概念的品牌，來同它在世界範圍内競争，取代人們心中對迪斯尼的那份特殊情愫。結果人們總是不買他們的帳。比如，環球影視吧，媽媽們不會在音像店裡買他們的片子，而放棄迪斯尼的。那是不可能發生的事。同樣的，可口可樂是在全球範圍内和喜悅的情緒關聯在一起的。不管你花多少錢，你想讓全世界的50億人更喜歡“RC可樂”（註：巴菲特杜撰出來的飲料牌子），那也是做不到的。盡管他們可以搞些詭計，做折扣促銷等等，但都無濟於事，最終還是無法得逞。這就是我們要的生意，我們要的護城河。
不管是喜詩，還是迪斯尼，抑或可口可樂，它們都可以像壟斷者那樣進行定價，卻沒有受到任何限制，因此它們的城堡既堅且固，它們的護城河既寬且長，這就是定價魔力的使然。綜上所述，結論是：考察一家公司至少要看三點：1、是否有提價權；2、其產品價格是否比別的牌子高；3、消費者是否一定要它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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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關心宏觀的經濟形式”
——四讀《沃倫·巴菲特在佛羅裡達大學的演講》
價值投資一般採用的是自下而上的策略。這種策略其實就是投資者依靠個股篩選的投資策略。採用這種策略的投資者對企業沒有任何預測，他們最為關註的是個別公司的表現和治理，然後根據實際情況分析其基本面，一個個地尋找便宜的證券。採用這種策略的投資者一般都忽略經濟情勢。
在佛羅裡達大學的演講時，就有學生要求巴菲特談談目前的經濟形式和利率，和將來的走向。巴菲特直截了當地回答：“我不關心宏觀的經濟形式。”巴菲特認為，“在投資領域，你最希望做到的應該是搞清楚那些重要的，並且是可以搞懂的東西。對那些既不重要，又難以搞懂的東西，你忘了它們就對了。你所講的，可能是重要的，但是難以拎清。”巴菲特是對的，因為宏觀經濟的確“難以拎清”。與巴菲特相反的是自上而下的策略，這是一種是通過預測宏觀經濟走向和行業公司前景，分析其他投資者將會有何反應，來決定是否投資以及投資何種品種的策略。採用這種策略並非易事，塞思·卡拉曼曾經指出，這種策略不僅有相當的難度，而且蘊含著極大的風險，同時每個步驟都可能出錯。比如你能正確判斷出世界正進入前所未有的和平與穩定嗎？德國統一對德國利率以及德國馬克是利多還是利空？等等。因此採用這種策略的投資者往往面臨著讓人望而卻步的艱難任務。
但是，如果只關註的是個別公司的表現和治理，然後根據實際情況分析其基本面就將簡單得多。因為“他們——比如可口可樂、箭牌口香糖或柯達——的生意是可以拎得清的”。因此“我們從未因對宏觀經濟的感覺來買或者不買任何一家公司。我們根本就不讀那些預估利率，企業利潤的文章，因為那些預估真的是無關痛癢。”巴菲特舉例說，1972年，他買了喜詩後不久，政府就對喜詩實施了價格管制，但那又怎麼樣？倒是如果因為價格管制的原因就沒有去買，那麼就將錯過了以2500萬買下一個現如今稅前利潤6000萬的生意！
正因為如此，巴菲特才“不願因為自身本就不精通的一些預估而錯過買到好生意的機會”。因此他“根本就不聽或不讀那些涉及宏觀經濟因素的預估。”巴菲特說，在通常的投資咨詢會上，經濟學家們會做出對宏觀經濟的描述，然後以那為基礎展開咨詢活動。在他看來，那樣做是毫無道理的。並且，假設艾倫·格林斯潘和羅伯特·魯賓兩位重量級人物，一個在他左邊，一個在他右邊，悄悄告訴他未來12個月他們的每一步舉措，他也是無動於衷的，而且也不會影響到他購買公務飛機公司或者通用再保險公司，或者他做的任何事情。
相對於自下而上的策略，我註意到，另一位大師級的投資人物傑瑞米·格蘭桑採用的卻是自上而下的策略，雖然他也是一位價值投資者——這很少見。2008年10月他曾與巴菲特發生過一場“争論”。當時，標準普爾500指數跌至950點，巴菲特在《紐約時報》撰文稱，他正在買入美國股票，因為他認為這些股票很便宜，股價僅僅反映了大範圍的恐慌而已。但是當時市場反映冷淡，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因為市場中的大多數人和巴菲特的投資方法有巨大的差距。格蘭桑也認為，這對於巴菲特而言，“有點不同尋常”。因為格蘭桑運用回溯法，認為如果運用他現在的方法為1974年的市場估值，它也要比今天的950點便宜得多，而950點僅相當於他計算出的公允價值。格蘭桑異常謹慎，他在2008年第四季度的報告中建議，要“緩慢並且小心翼翼地將你保留的現金轉換為全球的股票，特別是美國高質量的藍籌股和新興市場的股票。”他預計7年回報會高於常態值，但也“應該為創出新低的下跌做好準備，因為市場總是喜歡在大型泡沫破滅之後在下跌途中修正過度。相比標準普爾在一天内達到的低點750點，600點或更低才是更為典型的低點。”
當然，市場並未如格蘭桑的所願，標準普爾一直到2009年3月9日才創出676.53的最低點位。格蘭桑喜歡預測市場短期走勢，而巴菲特卻從不預測，巴菲特常說，“對於大市的走勢，我一無所知。”格蘭桑說，“難道巴菲特認為如1974年那般便宜的市場不會再次降臨嗎？或者說現在這個特殊的時期完全沒有可能嗎？如果這還存在争議，我們不能苟同。我們懷疑更低的價格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很有可能的，雖然遠遠未到必然的程度。”格蘭桑猜測道，“他是否擁有某種實戰的市場定時模型，讓他對只具有普通價值的東西產生明顯的興奮？考慮到他的投資風格，這不太可能。是不是我們猜錯了？想都別想！無論如何，這是一個有趣的謎。”這個謎底在哪裡？
採用自下而上的策略的投資者，都會極力關註價值與價格之間的缺口。缺口越大，市場就越有吸引力。這就是謎底。巴菲特也希望市場進一步向下調整。巴菲特視紐約證交所就如同公司的超市。在這次演講時的最後，巴菲特就這樣說：“你知道自己要買股票，那麼你盼著什麼好事呢，你恨不得股價都跳水，越深越好，這樣你就可以揀到些便宜貨了。”他希望在未來10年裡，今天演講在座的每個人可能都是股票的“淨買家，而不是淨賣家，”所以每個人都應該盼望更低的股價。巴菲特打比方說，未來10年裡，如果你肯定是漢堡包的大吃家，你就更應該盼望更便宜的漢堡包，除非你是養牛“專業戶”。同樣的，如果你現在還不擁有可口可樂的股票，你又希望買一些，你一定盼著可樂的股價走低。你盼望的是超市在週末大甩賣，而不是漲價。基於此，巴菲特確實不需要知道股票市場會有如何的走勢，永遠也不會。他甚至想都不去想這些事情。當股市真的走低時，他就會很用心的研究他要買些什麼，因為他相信到那時他可以更高效地使用手上的資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