詳細說明：很少有人能與“美國第一投資策略師”巴頓•比格斯交談，聽他講述投資世界和對沖基金幕後的奇聞逸事，而《對沖基金風雲錄》就提供了這樣一個機會！
與其他的華爾街人士相比，巴頓·比格斯在描繪市場時更有品位、更清晰，也更富有見地。他的新書《對沖基金風雲錄》不僅為我們帶來大量寶貴的投資經驗，也提供了令人興趣盎然的閱讀享受。
——大衛·F·斯文森，耶魯大學首席投資官
自從科技股泡沫的輝煌時代以來，投資已經變成了一項危險的工作。經營對沖基金更是如此。在《對沖基金風雲錄》中，比格斯透視了這些每天決定巨額資金投向的沖基金人士的性格和心理。這是一部出色的作品。它充滿了趣聞逸事，也呈現了一個絕對内部人士的深改見解。建議你們在讀完本書之前，先別把錢交給華爾街上的任何人。
——安迪森·維金，著名金融專欄作家、評論員
暢銷書《美元之死》的作者，《債務帝國》合著者
内容簡介《對沖基金風雲錄》當屬投資書籍中最富有啟發性和引人入勝的作品之一。巴頓•比格斯，這位與索羅斯、朱利安等齊名的華爾街傳奇投資家與金融大師，以印象派的筆法描繪了一群專業投資者的生涯，展現了這個充滿激烈競争的投資世界帶給人們的悲喜。
書中的主人公是華爾街上執著專註的投資人士，他們是一群奇特、危險而迷人的家夥，在投資生存戰中弱肉強食。作者講述了一段又一段投資冒險與個人奮鬥的經歷，展示了投資家們形形色色的生活方式和經營手法，在他們身上，華爾街濃厚的商業文化、深邃的生存之道被演繹得出神入化。
第一手經驗是最好的老師，很少有人能像巴頓•比格斯那樣看到華爾街如此多的起落、獲得如此豐富的經驗。如今，比格斯描繪了專業投資世界的大圖景，也講述了個中人物的小故事。作品像作者本人一樣率直、機智、充滿魅力，它揭開一層層神秘的幕佈，讓我們走進華爾街的總裁辦公室和晚餐會，借助作者的眼睛看到殘酷而誘人的對沖基金世界的真實景象。 作者簡介
巴頓•比格斯，在摩根士丹利工作了30年，曾任該公司的首席戰略官。在此期間，他創立了摩根士丹利的研究部，並使之成為世界上最優秀的投行研究部門。他還曾一手創辦公司的投資管理業務部，並擔任其主席達30年之久。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摩根士丹利投資管理部每年贏得的新客戶超過任何競争對手。
比格斯多次被《機構投資者》雜志評選為“美國第一投資策略師”；1996年到2003年，他一直在全球投資策略師評比中名列前茅。2003年6月，比格斯離開摩根士丹利，與兩位同事共同發起了Traxis合夥基金，那是2003年規模最大的新發對沖基金。如今，Traxis管理的資金超過10億美元。
目錄
第一章 投資精英的晚餐會——闖進刺猬叢
第二章 新刺猬可能曾戰績輝煌，但照樣一敗塗地
第三章 抛空石油：低級笑話發生在我們身上
第四章 賣空，絕非膽小者能玩的遊戲
第五章 對沖基金創辦歷程：铤而走險的瘋狂之旅
第六章 路演的折磨：血水、汗水、苦水和淚水
第七章 帶著回憶和懷疑向前沖
第八章 刺猬有各種大小和形狀
第九章 市場長週期的宿命
第十章 投資生存戰：只有自大狂和傻瓜才幻想抓住頂部和底部
第十一章 一代又一代：俾斯麥與耶魯基金
第十二章 大自然的神秘力量與集體智慧的愚昧
第十三章 互聯網泡沫
第十四章 出色的投資經理都是緊張苛刻的狂躁症患者
第十五章 人們記得的總是你最近的表現
第十六章 擁有財富之後如何抓牢它
第十七章 三類投資信條：成長、價值和不可知
第十八章 大有大的難處
第十九章 泡沫與真正的信徒
第二十章 神示，還是内部信息：一個讓你毛骨悚然的故事
第二十一章 約翰•梅納德•凱恩斯：經濟學家、對沖基金經理、魅力人物
結語 媒體評論與其他的華爾街人士相比，巴頓·比格斯在描繪市場時更有品位、更清晰，也更富有見地。他的新書《對沖基金風雲錄》不僅為我們帶來大量寶貴的投資經驗，也提供了令人興趣盎然的閱讀享受。
——大衛·F·斯文森,耶魯大學首席投資官
自從科技股泡沫的輝煌時代以來，投資已經變成了一項危險的工作。經營對沖基金更是如此。在《對沖基金風雲錄》中，比格斯透視了這些每天決定巨額資金投向的對沖基金人士的性格和心理。這是一部出色的作品。它充滿了趣聞逸事，也呈現了一個絕對内部人士的深刻見解。建議你們在讀完本書之前，先別把錢交給華爾街上的任何人。
——安迪森·維金，著名金融專欄作家、評論員，著有《美元之死》《債務帝國》等
《對沖基金風雲錄》的輕松之處，在於作品叙事的詭谲、神秘，作者比格斯及其對沖基金的操盤手們，除了錢不如巴菲特多，其他都可與之匹敵。他們在華爾街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功夫，比巴菲特更勝一籌，所以他們的故事亦比巴菲特來得奇特而不可思議。巴菲特把每股炒到20萬美元，還在可理解的邏輯之中，比格斯們的預測本事，不是魔鬼附身才怪！巴菲特是理財大師，比格斯們才是交易所空氣中的幽靈。這故事錯過了，豈不可惜？
——劉蘇裡，《中華讀書報》 書摘插圖現在我們真正擁有了金錢，真正開始投資。同時，過去的記憶時常浮現。我想你們會說，我是銜著銀湯匙出生的那種人。我父親是一位非常成功的職業投資家，曾任紐約銀行的首席投資官和多家企業的董事。在我們3個男孩子年滿18歲時，各自從父母那兒得到了一個價值約15萬美元、包含有15只股票的投資組合。他們鼓勵我們了解自己擁有的投資並提出問題。當我們歲數更大一些時，在晚餐桌上開始充滿關於市場和經濟的話題，但我對此興趣不大。有一年，我父親組織了一個家庭選股大賽。我們每個人選出5只股票。結果我的成績最差，贏的是我母親。她對股市一竅不通，只是選了那些生產她喜歡的產品或是她有好感的企業，比如說，讓她賺了大錢的兩只股票分別是寶潔和愛荷華電力公司（她是在愛荷華出生和長大的）。我對此厭煩透了。
A•W•瓊斯開創先河
我上耶魯時，雖然已是和平時期，但兵役仍是強制性的。我選擇了海軍陸戰隊軍官培訓項目。連著兩個夏天，我在身體和精神上經受著“排長訓練課”的折磨，總算熬了過來。1955年，我從耶魯畢業，同時獲得美國海軍陸戰隊少尉軍銜。在匡提科市的基礎培訓長達10個月，而且比上學時更艱苦。然後我就被派往沖繩島，在一個步槍連裡擔任排長。那是和平時期，整個服役期間我從未聽到過任何一聲槍響。不過，我喜歡軍事學校，也喜歡在海軍陸戰隊接受的鍛煉。1958年，我退役了，像許多年輕人一樣無所事事。然後我進了華盛頓一家叫蘭頓的預科學校，在那兒教英語，業餘打打橄榄球，還夢想著寫出偉大的文學作品。我並不留意股市，雖然也帶著興趣關註我的投資組合的成長。事實上，那時的我對於經濟學毫無熱情。當時的美聯儲主席威廉•麥克切斯尼•馬丁到我家來吃晚飯時，他和我父親關於經濟形勢的讨論我甚至聽都懶得聽。
此時，我的二弟傑裡米從倫敦經濟學院讀了兩年書回來（他比我晚3年上的耶魯），很快就在華爾街的“美國鋼鐵和卡内基養老基金”找到了工作。於是，突然之間，我被排斥在晚餐桌上的談話之外，像個傻子。我也厭倦了橄榄球和退稿信，於是跑去找我父親，跟他說我想做投資家。他讓我把本傑明•格雷厄姆的經典大作《證券分析》從頭到尾細讀一遍，然後再跟他讨論。我認真讀完了那本600多頁的著作，畫了重點，做了筆記，然後去見父親。他接過被我折滿角的書，又遞過來一本，說道：“再讀讀這個。”他希望我打下價值投資的良好基礎，並且理解投資是一項艱苦、折磨人的工作。
以優異成績從商學院畢業後，我於1961年進入華爾街，成為赫頓公司的一名分析師。這時我的銀匙出身又發揮出了威力：赫頓的董事長西爾萬•科爾曼是我父親的好友，而我的教父管理著當時最優秀的研究公司貝克•威克斯。他也給了我一個分析師的職位。我選擇赫頓只是因為他們給的工資更高：7 200美元（貝克•威克斯允諾的工資是6 500美元）。在1964年時美國只有一家對沖基金公司，也就是A•W•瓊斯公司。它管理著兩只基金，總規模大約在8 000萬美元。1949年，艾爾弗雷德•溫斯洛•瓊斯拿10萬美元的資本金創立了這家公司，錢是他妻子的。瓊斯本人曾在美國的外交和新聞界混過幾年，不甚得志。他認為自己很聰明，是天生的創業家。作為哥倫比亞大學的社會學研究生，他還發表過一篇題目拗口的論文：《生命、自由和財產：一個關於沖突和沖突中的權力之衡量的故事》。
20世紀40年代，瓊斯還只是《時代》和《財富》雜志的一名特約撰稿人。到60年代時，他已變成一個家財萬貫、自命不凡的大人物。（人們始終叫他艾爾弗雷德而不是阿爾，就像沒人敢管阿蘭•格林斯潘叫阿爾•格林斯潘一樣。）他的傲慢自有理由，是他發明了現代對沖基金的觀念：使用槓桿對股票進行多頭或空頭投資的私人基金，積極管理其淨多頭風險，並收取業績提成。我父親告訴我，在1929年大崩盤以前，紐約也有不少使用槓桿的多頭基金，但沒有任何一家通過空頭對沖來系統性地控制風險。
早在20世紀20年代，在倫敦，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就管理著一家宏觀基金，那是一家多空頭基金。
然後，到了20世紀30年代，本傑明•格雷厄姆也管理著一只叫做“格雷厄姆•紐曼”的基金。他使用缜密的價值基礎證券分析方法來選取主要行業中最昂貴和最便宜的股票，然後賣空並進行等值的對沖，但效果不甚理想，原因在於操作時多樣性不足。此外，本傑明•格雷厄姆雖然是一名出色的分析師，卻可能有點過於理論化，對價值投資的觀念過分執拗。基金賣空的經常是行業内最好的公司，而買入的卻是最差的。和同時代的很多人一樣，格雷厄姆可能也對1929年股市大崩盤的慘劇心有餘悸，因?不願冒險，在使用槓桿時有些放不開手腳。
不知為何，艾爾弗雷德•瓊斯並不認為自己是一名投資家，而是把自己看做創新家和伯樂。這一定位十分準確。20世紀60年代，投資界仍然死氣沉沉，大量資金躺在各個銀行的信托部裡，管理資金的經理們已經不怎麼跟得上時代。那時，並沒有任何規則去解決分析師們面臨的利益沖突問題。瓊斯相信，只要搶先挖到信息，再擁有幾名頭腦敏銳、反應迅速的投資組合經理，他的基金就一定能打敗那些愚蠢遲鈍的銀行信托部。他還認為，這樣優秀的基金有理由向客戶收取更高的固定管理費，並從盈利中提成20％。
他自己的公司擁有幾名投資組合經理，但同時他也大量使用各個經紀公司中的研究人才資源。比如說，如果經紀公司中的某位分析師提出了一些好的建議，瓊斯會讓對方做出一個模型或是模擬組合來試運行。他會要求分析師在投資組合發生變動時與公司的三名投資組合經理之一聯系，說明自己的想法。
作為回報，分析師的公司能夠以共享佣金的形式得到慷慨的酬金，共享佣金的一部分直接進入分析師的戶頭，因為那時最優秀的分析師都為零售經紀公司服務並被登記在冊。如果投資組合模型運轉良好，那麼該模型將被A•W•瓊斯公司採納，運用於實戰，成為真正的投資組合，而公司可能會繼續支付更高的佣金。對於分析師來說，這是一筆重要的收入來源，而且在當時的年代完全合法。投資組合的表現越棒，分析師拿到的佣金就越多。瓊斯從未暗示過分析師們應優先為自己服務，他只是明確了一點：分析師們將因好建議直接得到報酬，公司想要的只是這些建議，而不是冗長陳腐的研究報告。此外，瓊斯做事不留情面。如果你的組合模型不行，你就只有走人了。艾爾弗雷德•瓊斯對業績遊戲了如指掌，同時也十分懂得通過研究提前獲得信息的好處。
1966年，他告訴《財富》雜志的卡羅爾•盧米斯，他開發出了一個在風險控制框架之下的交叉交易模型。我猜這是胡扯。瓊斯的基本策略不過是通過支付佣金來提前獲取信息，並雇用聰明的年輕人把這些信息的優勢利用起來。幸好埃利奧特•斯皮策那時還兜著尿佈。
到1964年年初，我已經在赫頓公司當了3年多的分析師。我的運氣不算壞，說我真的走運也行，那時我不過是個年輕的商學院畢業生。瓊斯是我父親在哈佛晚一屆的校友，不知怎麼聽說了我，於是邀我去他的俱樂部，和他的運營官一起吃午飯。他的公司名聲還不太響，但正在飛速成長之中。從1955年5月創建開始，公司帶給投資人的綜合回報高達28％。當我們在餐桌前坐下時，他的第一個問題是：“如果你在吃飯中間去上廁所，解手前會不會洗手呢？”
我張口結舌。“解手之後洗，先生。”
他不高興地看著我。“錯。你是一個常規思考者，而不是理性思考者。我洗手總是在解手前，而不是之後。”
他坐在那兒，看上去有60多歲，身材矮胖，眼睛近視，神態倨傲。他瞄著我的簡歷，如同我是他的一匹馬駒。我曾經當過海軍陸戰隊軍官和參加過耶魯橄榄球隊這兩點讓他很興奮。他對市場所知不多，所以對於我個人的興趣不下於對我投資技能的興趣。他尤其註意我對他那些古怪問題的回答。後來我才明白，他唯一真正關心的是手下的人能否為他賺錢，至於對我出身和經歷的興趣，不過是因為他希望自己的公司在那些富有而高貴的客戶面前顯得更可信賴。吃甜點時，他讓我替他策劃一個投資組合。
1964年，我所策劃的投資組合業績斐然。我還和A•W•瓊斯公司的初級合夥人兼投資組合經理迪克•雷德克利夫交上了朋友。迪克比我大9歲，也住在格林尼治。5年前瓊斯先生說服他離開懷特•威爾德公司，成為自己的全職雇員。到1965年1月時，艾爾弗雷德•瓊斯開始向我施加巨大壓力，要求我離開赫頓，加入他的公司。我進退兩難。一方面，我為瓊斯設計的投資組合運轉得非常好。另一方面，我在赫頓的收入也很高，還在1964年年底時被提升為合夥人，而部分原因正是我從A•W•瓊斯公司賺到了大筆的共享佣金。我知道如果我對瓊斯說“不”，他會終止我們的合作，這將讓我很難過，因為他們的佣金當時是我一半收入的來源。我喜歡對沖基金的概念，但不是特別喜歡瓊斯先生。
過了一陣子，我跟雷德克利夫談起我的煩惱。他笑著告訴我，他早就厭煩艾爾弗雷德•瓊斯了，那個人既剛愎自用，又反複無常。那是春天的一天，我們出去吃午飯，我提出我們不如自己開辦一家基金公司。雷德克利夫精神百倍，摩拳擦掌，建議地點就選在格林尼治。我父親也支持我們，但語氣生硬地警告我，戰後的大牛市已經是強弩之末。“股票已經在太長時間裡表現得太好了。接下來肯定是一個長達5到10年的熊市。”他警告著，“要做好思想準備。”我並不相信漫長的熊市真的會到來，心裡想著，父親不是太老了，就是還停留在20世紀30年代的思維裡。
瓊斯發現我們的計劃之後怒不可遏。前一年，他的另一個投資組合經理卡爾•瓊斯已經離開他成立了自己的對沖基金—城市合作基金。鑒於每個為瓊斯工作的人（包括我）都享受著豐厚的報酬，他認為我們?應該心滿意足並對他感激涕零。他立刻威脅說，要起訴雷德克利夫違反合約和偷走客戶。
此後，在對沖基金的世界裡，雇員離開親愛的主人的故事一遍遍地上演。喬治•索羅斯、劉易斯•培根、朱利安•羅伯遜等“教父”級人物都對有才華的下屬十分慷慨，讓他們拿到大量提成。然而，這些大基金還是不斷地損失著人才，尤其是那些才華最出衆的年輕人。金錢只是誘使人們離開的部分原因，最重要的原因還是自立門戶和自己做主的願望。“教父”們讓下屬感到敬畏，他們的能力與自信促使他們牢牢控制著基金的管理權。老虎基金的朱利安•羅伯遜就深得下屬的敬重與愛戴，雖然這並不能阻止他們離開他獨自創業，但這些人會以羅伯遜的名義捐獻獎學金並始終尊敬他。喬治•索羅斯的量子基金對投資者來說就像一個帶著旋轉門的大廳，大家想進就進想走就走。盡管喬治是一位深受尊敬的投資家，但也被認為是專橫霸道的事後諸葛亮。不過，要求別太高吧！
開門受挫
1965年6月1日，迪克•雷德克利夫和我開辦了費菲爾德夥伴公司，起始資金970萬美元，其中有我自己的20萬。1965年5月30日，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收於912點，16年後又回到同樣水平。所以說，我父親的警告是正確的。到1981年時，經過通脹調整的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即使是加回分紅後，仍喪失了其1965年購買力價值的一半多。這是後話。不管怎樣，在1965年6月1日，雷德克利夫和我選出一些股票做多或做空，當天早上我們的資金就變成了投資。我們的理論是，有什麼想法就要迅速去實現。到現在我仍然認為這是管理新資金的正確做法。但是當天下午，威望素著的美聯儲主席威廉•麥克切斯尼•馬丁發表了一個悲觀的演講，把1965年與1929年夏天的危險形勢相提並論。
就像如今一樣，這樣的講話必定引起股市的瘋狂抛售。當天下午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就下跌45點，我們一下午就損失了資金的5％。整個6月，也就是我們發起基金的頭一個月，我們總共損失了6.3％，而道瓊斯工業指數當月的損失是4.7％。那個月，我們的多頭頭寸下跌了6.7％，而空頭只跌了0.45％。有限合夥人們紛紛來電詢問，焦急萬分，有些人已經在問提前贖回需不需要交罰款。在6月最低谷的一天，我們的損失達到10％。我確認自己已經完蛋了。在如此糟糕的一場表演之後，我想我不可能再在投資行業找到另一份工作。
而結果是，我們的第一年以55％的增長而結束，同期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上漲3.6％。那一年市場上不同股票的表現差異很大，我們做空了化學、制鋁等一些基礎工業企業和一些市盈率高達25~30的零售企業，同時做多科技和中型成長股。投資之神向我們微笑了，我們的空頭下跌，多頭上漲。接下來的3年我們同樣表現出色，到1969年6月1日時，我們的基金增長已經超過200％，而同期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的增長只有4.7％。一位在1965年6月1日投入了20萬美元的有限合夥人在支付我們的費用之後，得到了54.3萬美元。我們管理的資金增長到5 000萬美元，這在那時是個驚人的數字。我們覺得自己是天才。雷德克利夫買了一艘更大的帆船，我們引入了第三位合夥人約翰•莫頓。我把老房子拆了，開始蓋一所大得多的房子。
終於，洪水到來了。到1970年初，美國股市的投機性變得非常強。技術、計算機租賃、新時代成長股的估值都達到了天價。對沖基金如雨後春筍般誕生。銷售員、交易員，以及形形色色你從未聽說過的人都跑出來籌資，私人基金蔚然成風。1970年冬末，熊市不期而至，重大損失集中在1968年和1969年曾飛速蹿高的投機型成長股票上。當時我們持有的多頭是一些最好的新時代股，而空頭是一些差勁的新時代股。我們還做空了一些所謂“漂亮50”中的成長型藍籌股，我們認定這些股票的價值被大大高估了。到1970年5月，我們持多頭的成長型新股傷亡慘重，持空頭的垃圾股卻沒有道理地表現良好，“漂亮50”也是。
那是一個讓人絕望的時期。我的新宅正建到一半，我們住在一套簡陋的小房子裡。我還記得那段時間，我每天淩晨3點像上了鬧鐘一樣準時醒來，渾身冷汗，一邊聽著孩子們均勻的呼吸，一邊為我的投資組合發愁。我們該把Memorex的空頭平掉嗎？我們該賣出“數字設備”的股票嗎？識讀設備公司是一家真實存在的公司嗎？寶麗來會一直下跌嗎？那是我曾經歷過的最痛苦的感受。它日以繼夜、夜以繼日地折磨著我。股票不行了，我眼睜睜地看著我們的投資組合完蛋，而且是腹背受敵。我在驚恐中度過了4月和5月。長期以來，我父親一直不贊同我們那不入流的選股手段，他總是懷疑那些新時代股的真實性，警告我們不要過度投機。5月底的一天，我到紐約銀行去和他吃午飯。他對我表示同情，但當我說起市場不夠理性時，他引用了約翰•梅納德•凱恩斯的話來告誡我：“不幸的是，市場保持非理性的時間總比你能支撐的時間長。”“我建議你們控制損失。”他這樣說。
我們僥幸度過了難關，但1970年的5月卻成為我終生難忘的一課。當你管理一個投資組合的風險時，你必須時刻記住：災難驟至的可能性永遠存在。無論向上還是向下，市場都容易走火入魔。
?光景好時，我們認為流動性永遠不成問題。如果一個倉位情況惡化，我們總是可以迅速逃脫，把損失控制在最小。而那年春天，在混亂的政治和經濟形勢之下，我才認識到：當市場崩潰時，不僅流動性煙消雲散，而且價格的直線下跌使得所有的決策都可能帶來嚴重的負面效果。而這一切，我是付出了慘重的代價才明白的。我發現，危機決策的訣竅便是“兩害相權取其輕”，而我父親後來跟我說：“在你的投資火刑裡，你得到了一些經驗，明白了槓桿的危險和止損的必要性，這是好事。不過，也別讓這些經驗過於困擾你。別像馬克•吐溫筆下的青蛙那樣，因為一次燙著就再也不敢接近爐火，直到被凍死。”
大熊市—以及無底深淵般的恐慌
結果，1970年6月1日結束的財年成為1969~1974年大熊市的第一個谷底。我們的合夥人中差不多有一半給了我們“黑點”，就像海盜船的船員在失去信心時給船長的黑點一樣。在接下來的一個財年中，市場有了起色，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上漲29％，我們的基金則上漲了67％。也就是說，我們把頭一年的損失都補了回來。但是，我們基金的規模縮水了。不難理解，很多投資者都因為不能忍受這樣的動蕩而撤了資。
此外，對沖基金也失去了以往的光環。1970年到1973年，很多對沖基金潰不成軍，它們實際上都是槓桿多頭基金，因而損失慘重。其他一些基金參與了私募股權風險資本交易，結果隨著形勢的急轉直下而完全喪失了流動性。那時的基金還有一種做法，就是以極低的折扣價購買上市公司的私募證券，這種證券附有一紙所謂的“投資函”。發行私募證券的公司通常很可疑，要麼就是急需資金。幾個月後，這些對沖基金會以市場價格來記錄它們手中私募證券的價值，盡管股權是無法賣出的。過後，當投資人開始贖回時，會發現基金投資組合中的很大一部分價格虛高，而且根本沒法脫手。直到今天，對沖基金涉足私募股權的趨勢仍讓我憂慮。
1972年春天，摩根士丹利替我們從歐洲和中東募集到1 000萬美元資金。在這家公司有我幾個耶魯的好友和格林尼治橄榄球隊的熟人。那時候，摩根士丹利還只是一家高品質的小型投資銀行，它與大銀行的關系之密切令人難以置信。高級合夥人多少有些貴族化的優越感，但他們狂熱地信奉一個信條：雇用最聰明、最優秀的人才。那時，摩根士丹利並不發表任何研究報告，也不屑於經手任何並購生意，自己也沒有銷售能力。為完成承銷業務，它在全美組織了各種地方企業的理事會。大型通訊社逐漸成為它們的威脅，因為這些通訊社擁有廣泛的傳播能力，並且開始努力發展投資銀行方面的專長。
1973年是證券市場慘淡的一年。摩根士丹利也飽受痛苦的考驗，它沒有拿到任何承銷業務。我的朋友，也就是那些年輕的合夥人們，希望拓展新的業務領域。他們認為，首要任務是培養研究隊伍，同時組建一個機構銷售團隊，提高承銷能力。我成了他們組建研究部和投資管理部的人選。1973年5月，他們請我出任合夥人，給我開出了公司3％股權（相當於30萬美元）和5萬美元薪金的條件。我感到榮幸，接受了他們的提議。當我加入摩根士丹利成為合夥人時，公司共有27名合夥人、255名雇員、1 000萬美元資本。1973年和1974年，摩根士丹利的經營均出現小幅虧損。1974年夏天，當時的高級合夥人鮑博•鮑德溫宣佈了一條内部規定：所有旅行（包括國際旅行），都不能享受商務旅行的待遇。
我們的費菲爾德合夥公司經歷了20世紀70年代的熊市生存下來，直到1985年雷德克利夫和莫頓退休前，基金都運轉得很好。
那段時間給我留下了三段無法抹去的記憶，它們總是不斷煩擾著我：一是1965年6月我們開業頭一天，一下午就損失了5％時，我體驗到的恐慌無助；二是1970年那個可怕的5月我所感受的疲憊與絕望；三是1974年9月，股票日複一日下跌的恐怖氣氛。2000年春天，科技股日創新高時，那段時日的記憶又襲上心頭，我仿佛看到了往事映在水中的倒影。
如今，我的思緒快進到2003年。我們對當前的股市看好，但同時也心弦緊繃，且看下面的記錄。
2003年5月26日：6月2日臨近，市場在繼續攀升，我們感受的壓力也越來越大。今天，我淩晨3點鐘醒來，滿屋灑著銀色的月光，我心頭煩亂，思忖著錢到手後該如何投出去。法國人說：在做狗與做狼的時間之間，萬物都在沉睡。聽起來挺浪漫，但實際上，兩者中間應該是失眠才對。讓我最感到不安的是，每個人都告訴我們：頭幾個月不虧錢十分關鍵。這是一種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心態。拿到投資的資金，然後立刻虧損10％，這種事被看做天大的災難。然而另一方面，如果我們沒能趁著股市反彈大賺一筆，人們還是會對我們不滿，不管他們現在嘴上怎麼說。經驗告訴我們，正確的做法是照自己的步調前進，自己感到舒服就行，而不是玩花招做表面文章。我們都看好市場，所以我們一定會做巨大的淨多頭。今天，我們3人商量好，每人分頭設計一個投資組合，要確定好具體的倉位規模，然後星期天下午碰頭讨論。
2003年5月28日：看來我們的初始資金會達到2.7億美元，還不算摩根士丹利和我自己投進去的錢。都加上的話，能達到3.9億。我們一開始指望的五筆大投資中只有一筆能夠最後兌現，而且就連這一筆也只投了原來承諾的一半。其他投資落空要麼是因為法律原因，要麼是因為時機不對。而另一方面，也有一些驚喜。一家倫敦的組合基金投進4 000萬美元，成為我們最大的投資者。奇怪的是，我們甚至想不起最初是怎麼跟他們做介紹的。募集資金的全部經驗告訴我們：剛做完介紹後的那股興奮勁兒轉眼就會消散，也什麼都說明不了，更不要指望什麼。想到有那麼多朋友投錢進來，我既高興又擔心。
2003年5月29日：我早早就醒了，聽著窗外的蛙鳴聲，開始為投資組合揪心。在整整三個月的股市攀升後，我們該怎麼辦？我繼續思考著我所設計的開門組合。靠我們的投資風格和手段，幾年後我們會創造相當不錯的回報，這一點我很有信心。不管怎麼說，我們都是老手。但讓人擔心的是，我們的生死取決於頭一年，或者說是接下來的7個月—直到年底。在這麼短的時間裡，什麼事都可能發生。我們不一定走運，有可能出師不利。如果在頭一年剩下的時間裡表現不盡人意，基金估計會縮水一半，那樣就必須連續數年交上漂亮的成績單才能重建我們的威信並吸引到新的資金。誰知道到時候我們三人能否攜手度過難關？我幾乎已經能想象到所有譏諷的評論。最後一條壞消息是：因為一些讨厭的法律要求，我們的大型養老基金在6月1日無法註資進來了。西裡爾的感冒還不好，今天做一場投資介紹時他還弄丢了東西，不知是不是神經緊張的緣故。股票的漲潮直沖到週末，我們只能袖手旁觀。
2003年6月2日：星期六，我和山姆在格林尼治打了網球。山姆是個年輕人，管理著一只小型科技對沖基金。星期天我又和菲爾打，他開辦自己的對沖基金已經好幾年了。山姆聰明、有悟性，而且工作努力。他每週要和5到10名科技企業的管理人員見面談話。他說，這些企業的訂貨量還是不見起色，他開始賣出一些股票。以前他是一名新興市場投資經理，在俄羅斯恐慌之後轉行投資科技股。我跟他說，他這是才下刀山又入油鍋。他對於新興市場投資有不少高見，比如說，“強龍壓不過地頭蛇”—到頭來做得最好的總是本國投資者。在政治事件引發的大恐慌之後，地頭蛇們高高興興地從外國人手中接過價格已經觸底的股票。可你要指望以後股票升值時還能賣給他們，那就是做夢。要想在新興市場上獲得利潤，唯一的辦法就是以更高的價格賣給比自己更傻的外國投資者。
菲爾這個投資老手看好股市。有人被過去的經歷和失敗吓怕了，但菲爾不會！賽完網球（他贏了）之後，我們在陰涼地坐下。他告訴我他是自己基金的最大投資者。在飽受折磨之後，他得出結論：管理基金時的心態應當是把所有的錢都當做自己的。也就是說，不要為了取悅基金的股東而刻意去做什麼，做一個單單純純的投資者就好。我覺得這是高論，就在不久前，人們還在勸說我們穩妥為上，頭幾個月要保證不虧錢。而我看好股市，正打算大幹一場。菲爾的心態就讓他抓住了機遇，今年他的基金已經賺了25％。
菲爾是個敢想敢幹的人。2003年1月，在經歷了兩年的壞年景之後，他提高了他的固定管理費。他跟投資者們說，他離“水位線”還差那麼多，必須靠提高固定管理費才能留住他最好的分析師。如果他拿不出足夠的薪酬，分析師們就會跳槽到其他不低於“水位線”的基金去，在那些地方，如果2003年表現良好，錢是不愁的。一些客戶走掉了，還跟他說：“你在前幾年景氣時掙了幾百萬，所以應該自掏腰包養活分析師，而不是打我們的主意。”然後，菲爾拿全部資金孤註一擲，做了一個巨大的淨多頭。如今他可賺飽了。他真的是拿基金當自己的錢。
說到“水位線”，有必要解釋幾句。對沖基金除了固定管理費還收取20％的利潤提成。如果某一年基金虧了錢，那麼在下一年基金經理就無權提成，直到上年的損失被補回來為止。這就是所謂的“水位線”。對菲爾來說，在連續虧損兩年之後，他有一大筆損失需要填平，在此之前他和他的手下都拿不到業績提成。這種規定實際上會鼓勵那些虧損的基金關門了事，再改頭換面新發起一只基金。我覺得，在這種情況下關閉基金另起爐竈有點不道德，它違背了與投資者所簽合約的基本精神。
然而，有些精明的投資者想法卻完全不同。如果某個過去有著良好記錄的基金經理失手虧損，掉到了“水位線”之下，關閉了基金，又重新發起新的基金，他們還會給他投錢。他們的邏輯就是：“回歸平均值”的理論對任何事物都適用，對基金經理也是一樣。此外，他們還認為一個人想要東山再起時會分外賣命。出於同一邏輯，他們認為“花無百日紅”，可能會從連續幾年表現優異的基金裡抽出錢來。我的一個朋友傑夫就遇上了這樣的事。他的業績一向良好，最近兩年更是連續增長40％。結果怎麼樣呢？有的投資者竟然撤回了資金，因為他太出色了。傑夫並不在意，他手裡的資金多得是，但心裡仍舊不舒服。如果一只基金不像傑夫的那樣強大，可能就要遭殃了。做得不好會遭受贖回之苦，做得太好也會。
閑話少說，今天下午我去了紐約。我們的辦公室在洛克菲勒廣場1號的4層，是一個臨時的辦公空間，我向我的朋友約翰•列文租的。那個地方黑暗、肮髒、古舊、破敗。會議室裡的地毯散?出黴味，每次進去我都喘不過氣來。不過，馬德哈夫、西裡爾、道格和我各自的小辦公室都擁有寬大的玻璃窗，高於樹頂一點，直接俯視著下面生機勃勃的廣場。窗戶可以打開，廣場上樂隊和歌手的聲音飄送進來。多年來我們被密閉在高聳入雲、不接地氣的辦公室裡，現在，這樣新鮮的空氣和嘈雜的市聲是多麼惬意。或許我們該和著音樂跳上一段。
（後來的情況是，在開業的頭一年，我們就不得不搬了3次家。每次環境都有所改善，最終落腳的地方雖算不上奢侈，卻也非常舒適，而且擁有第五大道的絕妙視野。可惜的是，我們的投資業績和環境成反比，最出色的成績是我們在那個破舊、發黴的4樓創造的。）
我到辦公室時，大家已經都在了，包括我們的交易員菲爾、幾名分析師，還有辦公室主任蘇珊娜。當時的氣氛讓我想起體育大賽前的更衣室。你在擔心一出場就吃個大敗仗，但此時已是騎虎難下，只有上場去拼了。不過，說著容易做著難。下午晚些時候，西裡爾、馬德哈夫和我在會議室開了幾小時會，把我們各自準備的投資組合拿出來做比較。我們的選擇驚人地相似，不知這是好事還是壞事。
然後，我們3人到洛克菲勒中心一家便宜的意大利餐館去吃晚飯。我們要了一瓶像樣的基安蒂紅酒，我舉起杯莊嚴地說道：“好吧，這要麼是一個開始的結束，要麼是一個結束的開始。”西裡爾說我的祝酒詞一點也不高明。等基安蒂紅酒開始發揮作用以後，我感覺我們是一班兄弟，正要並肩投入戰鬥。戰鬥就是戰鬥，我們的敵人是市場，是全世界。
我有一位正在投資戰役中掙紮的老朋友，鮑勃•法萊爾，他也是我所認識的最優秀的技術人員，對於市場歷史和神秘性的把握讓人歎服。鮑勃用電子郵件發來了一段話，引自一本不出名的舊書（巴爾尼•溫克曼的《華爾街10年》）。我把它打印了3份，在餐桌上分發，人手一份。
“在投機力量的撞擊中，情緒所扮演的角色已經偏離了商業和行業的常軌。如果不重視這一點，就無法充分地解釋股價脫離其商業環境的現象。在華爾街，‘中庸’這個詞並不存在，因為投機機制註定一切行為都會過度。就算是在幻想的高潮和失望的深淵過後，人們恢複性的反應都會過激，比正常的商業趨勢波動更大。人們若是只想把股票變動與商業統計挂鈎，而忽略股票運行中的強大想象因素，或是看不到股票漲跌的技術基礎，一定會遭遇災難，因為他們的判斷仍是基於事實和數據這兩個基本維度，而他們參與的這場遊戲卻是在情緒的第三維和夢想的第四維上展開的。”
這個作者，不管他是誰，是個明白人。金錢遊戲是在第三維和第四維上玩的。
天太晚，我已經沒法回格林尼治，於是跟馬德哈夫去了他的公寓，吃過安眠藥，在他的書房沙發上將就了一夜。明天將是極為艱難的一天，要讓那麼多新到手的錢運轉起來，其結果是如此的勝敗攸關。但這就是投資生涯，這就是它惱人的本質。
“現在”永遠是最難做出投資決定的時刻，永遠是最難解開第三維和第四維秘密的時刻。
第五章 對沖基金創辦歷程：铤而走險的瘋狂之旅
經過深思熟慮和反複讨論之後，2002年年底，馬德哈夫·達爾、西裡爾·穆勒-貝多和我決定發起一只對沖基金，取名“Traxis ”（這是我們自己創造出來的詞，沒什麼特別的含義）。我們3人是在摩根士丹利資產管理公司共事多年的好友，摩根士丹利在後台負責基金的運營和銷售，給予了我們很多慷慨幫助。
就這樣，我們踏上了攀登對沖基金之峰的漫長徵程。一開始，雖然我對於基金成功募集抱著極大的希望，但也隐隐擔憂，覺得缺乏絕對把握，我想到過我們可能需要承擔許多壓力、緊張、焦慮，但也可能會有驚喜。這樣筋疲力盡的挑戰我這輩子經歷一次也就夠了，我決定記錄下這段歷程。回頭看來，這真是一段愁雲慘霧的日子。
發起對沖基金是一次铤而走險的瘋狂之旅。我們這些發起人天天挂著職業的微笑，内心卻充滿了煎熬，我們得自己掏錢租用辦公場所、建立交易核算系統以及其他的一些必要設施，得在監管條件的要求下精心準備招募文件，還得招聘分析師、交易員和行政人員。當然，最重要的任務是會見各色投資者以募集資金。基金預定在2003年6月1日開始運營，我們從2月份開始銷售，其間雖然有一些投資者表示願意投資，但到3月初，真正的資金募集戰才算緊鑼密鼓地啟動。以下是我對這段經歷的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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