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01年嚴複翻譯出版《原富》以來，現代經濟學傳入中國已經歷時整整100年。回顧一個世紀以來的中國經濟學發展，充滿了無數的艱辛與曲折。作為一門經世濟民的致用之學，經濟學在中國的發展與整個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緊密相關，共同度過了風風雨雨的一百年。經濟史決定經濟思想史和經濟學術史。鴉片戰争之後，中華文明由盛而衰，與之伴隨的是外來學術思想與理論在中國的廣為傳佈。矢志於救亡圖存的先進知識分子努力從外來的先進思想理論中探索建國、富強的真理，西方各種學說，包括經濟學理論，在中國的傳播也由此開始。
經濟學的傳播：危難中國的渴求
兩次鴉片戰争既使中國陷入半殖民地的深淵，同時也使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清醒地認識到中西方發展差距，從此以後，向西方學習、重振中華成為一股越來越強大的社會潮流。這股社會潮流的第一件事情是洋務運動，推動了中國早期民族資本主義的發生、發展。此後，經過馮桂芬、王韬、馬建忠、鄭觀應等人的鼓呼，近代重商主義思潮得以發端，並達到了高潮，對於商品貨幣經濟的認識也提高到了新的高度。
早在1867年北京同文館就開設“富國策”課程，由美國傳教士丁韪良（Ｗ.Ａ.Ｐ.Ｍａｒｔｉｎ）講授美國經濟學家福塞特（Ｈ.Ｆｕｎｃｅｔｔ）所著的《ＡＭａｎｕａｌ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後來該書由汪鳳藻翻譯，丁韪良校訂，於1880年出版。最早在中國翻譯出版的西方經濟學著作，除了《富國策》之外還有1886年由海關總稅務司翻譯的《富國養民策》（Ｐｒｉｍｅｒ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作者為英國人Ｗ.Ｓ.Ｊｅｖｏｎｓ），以及1889年英國人傅蘭雅口述、徐家寶筆述的《保富述要》。
可惜的是，這些譯作當時並沒有在中國知識界傳播開來。實際上，直到1905年廢除科舉制度以後，經濟學才像其它“新興”學科一樣真正開始引起國人的重視。1905年以後，中國民族危機空前嚴重，加上科舉制度被廢除，大批知識分子開始脫離傳統經書的羁絆，投身於社會現實之中，出國留學、興辦實業蔚然成風，甚至有大批青年知識分子參加新軍。特別是辛亥革命之後，實業救國、科學救國、教育救國等思潮逐漸傳播開來，中國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學習、傳播西方先進科學文化的熱潮，經濟學也隨之在中國得以擴散開來。
京師大學堂在1898年設立，嚴複作為首任校長主持工作之時，就開設了經濟學課程，聘請日本教師教授，及至嚴複翻譯的《國富論》出版，中國經濟學科的近代化進程加速。北京大學於1912年設立了中國最早的經濟學系——商學科。同時陸續有不少學生負笈歐美，學習經濟學。對西方經濟學的譯介也更為全面，出版了不少經濟學原理、財政金融、經濟學說史等方面的書。伴隨西方經濟學的傳播，圍繞中國的若幹現實經濟問題，也有不少著述，仁智之見交相叠出。
從19世紀80年代到“五四”運動前夕的40年中，中國出版了40部左右的經濟學著作。從1901年嚴複翻譯出版《原富》到辛亥革命為止，中國出版了大約十六七部經濟學著作，主要是翻譯西方和日本的經濟學著作，並且以譯自日本的為多，這反映了1905年以後，中國留日學生的激增和日本對中國影響的上升。當然，這期間也出現了幾本中國人自己編寫的經濟學著作，比如1910年出版的《調查戶口章程釋義》（陶保霖著）、1911年出版的《中國國債史》（梁啟超著）、1911年出版的《比較預算制度論》（吳瓊編著）。辛亥革命到“五四”運動期間，又有近20本經濟學著作出版，其中中國人自編的著作約占三分之二，多屬財政金融類，這說明經濟學當時在中國的普及速度是比較快的。譯本則絕大多數來自日文著作。在1902年以前的譯本大都用文言文意譯而成，對原書内容多有省略，且常運用我國傳統的舊經濟概念與術語來附會經濟學，更使人難於理解原著的真正含義。從1902年以後，這類情況有所改進。隨著日本經濟學書籍的大量譯介，中文的經濟學專業術語也大量採用日文譯法，中文經濟學概念體系開始建立。當然，從整體上看，這一時期中國的經濟學仍然處於引進階段，所謂國人自編的經濟學著作，基本上就是外文著作的翻譯整理，沒有什麼創新。
辛亥革命推翻了最後一個封建王朝，這之後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中國民族資本得到了較大的發展。從1914年到1919年，中國民族工業的工廠數量從698個發展到1759個，增加了157.7%；資本從3.3億元增加到5億元，提高了54.5%。新增加的資本額超過辛亥革命前四五十年投資的總額。“五四”運動之後至20世紀50年代期間，中國經受了日本侵略、國内戰争、資本主義大危機等沖擊，一方面經濟有所發展，另一方面，經濟當中的沉疴積弊並沒有消除。無論袁世凱及其繼任者的北洋軍閥還是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政府，都採取了許多有利於資本主義發展的政策措施，積極為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創造條件。這個期間是中國國家資本主義發展最快的時期，工業化水平和資本積累都有比較大的提高。
“五四”運動之後直到20世紀50年代，中國經濟學科的發展有兩條線索。許多留學歐美的學者，接受了系統的西方經濟學訓練，回國後積極傳播歐美的西方經濟學理論；另一方面，舊中國尖銳的階級矛盾和階級鬥争也使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迅速地在中國傳播。前蘇聯在較短的時間裡迅速取得了令世界為之矚目的工業化成就。這樣的事實對於以救亡圖強為己任的中國知識分子自然是非常有說服力的，對中國的知識分子產生了比較大的影響。當時國内的以西方經濟思想為主要理論傾向的學者，在其研究工作中，也都或多或少地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
經濟學的初步繁榮：30、40年代中國的折射
基本理論的掌握為系統分析現實問題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這兩方面的學者緊密結合中國現實展開研究，現代意義的中國本土經濟學由是發端。從“五四”運動到20世紀40年代中期，中國學術界先後就幾個大的理論和實踐問題進行了争論。第一，1919－1927年期間關於中國近代社會性質問題的争論；第二，與中國近代社會性質問題的争論有關，在30年代圍繞中國農村經濟問題進行了激烈的争論。其焦點也在於中國農村社會性質，以及要不要進行土地革命；第三，30年代，針對中國貨幣制度存在的問題，就貨幣本位展開了争論。
承繼“五四”運動之前已有之勢，國内逐漸開始真正系統、全面地掌握現代西方經濟學理論。國内學者圍繞基本經濟學理論、部門經濟學以及經濟史等所撰寫的著作大量出版。著名經濟學家馬寅初1914年獲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1915年回國執教於北京大學。1923年馬寅初和劉大鈞一道發起成立“中國經濟學社”，並長期擔任社長。他撰寫了許多經濟學著作，其《經濟學概論》是解放前流行的經濟學原理著作。部門經濟學也有長足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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