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寄窗老先生曾經對“五四”運動以後至1949年期間中國國内翻譯和自編（撰寫）的經濟學書籍進行了統計研究。從中可以看出1929年以後中國經濟學的初步繁榮情況。這一時期之所以有這麼多中文經濟學著作問世，與當時的社會經濟環境息息相關。1928－1936年是我國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所謂“黃金時期”，開始出現工業的初步迹象，加上抗日戰争對國防經濟建設的需要，當時的國民黨政府也在經濟發展方面做出了一定的努力，“實業救國”一時蔚然成風，經濟學當然就有了傳播和發展的土壤。經濟學譯著以30年代最多，其中1930年一年出版了63本譯著。從國別構成看，到30年代為止，由日文翻譯而來的經濟學著作雖然在數量上仍比以前有較大增加，但是已經不能像20世紀前10年那樣高度壟斷，其相對的重要性則已經大大下降，相反，西文原著翻譯過來的已經大大超過了日文。這說明我國經濟學界已經不再滿足於翻譯由西方販運來的日文二手貨，也說明由歐美返國的經濟學家增多，逐漸支配了大學講壇。
30、40年代經濟學的繁榮還體現在專門性的經濟學刊物的創辦上。據胡寄窗先生估計，除了統計期刊外，1919年到1949年各類經濟期刊約為112種，其中20年代有10種，30年代48種，40年代53種。不過，這些刊物創刊後一年内就停刊的在半數以上，能維持一兩年之久就很難得了。這說明我國經濟學研究隊伍仍然很弱小，社會對經濟學的關註和支持仍然是很有限的。在為數不多能夠長期支撐下來的經濟期刊中，屬於一般經濟理論探讨方面的，以在上海的中國經濟學社1930年創刊的《經濟學季刊》成績最為顯著，一直維持到抗戰前夕，是當時全國多數經濟學家支持、認可的經濟刊物。
在30年代，學界圍繞中國本土的貨幣本位問題發生過争論。國民政府於1935年實行法幣改革，放棄銀本位制，代之以金匯兌本位制。在這個政策的形成過程中，關於中國的貨幣本位問題，有人主張實行多商品的本位制，有人主張實行金本位，有人主張維持銀本位。圍繞這些問題，馬寅初、楊蔭溥、劉大鈞等經濟學家都先後發表看法，產生了一些理論著作。如馬寅初（1937）的《中國之新金融政策》、楊蔭溥（1936）的《中國金融研究》、劉大鈞（1934）的《我國幣制問題》等。
另一個廣為關註的本土經濟問題是“經濟建設”與工業化。1928－1937年期間，國民政府在工業化方面的政策稍見成效。抗戰爆發後，憂國憂民的知識分子為了國家的富強，奮力探索實現國家工業化的途徑。張培剛教授的著作《農業與工業化》在全面探讨了工業化的定義、工業發展與農業改革的關系、工業和農業的平衡以及農業國和工業國的關系問題之後，就中國工業化面臨的急迫問題進行了分析。馬寅初的《中國經濟改造》、吳景超的著作《中國經濟建設之路》、何廉、方顯廷的《中國工業化程度及其影響》等，都是很有見地和影響的著作。
解放前一大批中國學者在農村經濟方面進行了深入細致的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堪稱中國本土經濟學的傑出代表。這其中有比較特殊的歷史原因。解放前中國是典型的落後農業國，農業在國民經濟中占據最重要的地位，只有準確把握中國農村的情況，才能全面把握中國的經濟全貌。著名學者陳翰笙1928年受聘擔任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副所長，在他的主持下進行了當時中國規模最大的農村經濟調查。1933年陳翰笙發起成立了有500多名會員的“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並擔任第一屆理事會主席。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於30年代曾就中國農村和農業經濟問題，與幾方面的理論觀點進行了争論。同時，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還為新中國培養了一批優秀的經濟學家，比如後來名噪一時的孫冶方、薛暮橋、錢俊瑞、許滌新等，都與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有不淺的淵源。此外，南開大學的何廉、方顯廷等人也對中國農村經濟問題的研究做出了開拓性貢獻，何廉還被譽為中國最早重視農業的經濟學家，著有《中國農村之經濟建設》。
在其他方面，中國經濟學家也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如巫寶三的著作《中國國民所得》，是中國現代意義上ＧＮＰ核算方面的開山之作；陳達的《人口問題》就人口理論、人口數量、質量、人口與國際關系等進行了分析之後，給出了其人口政策主張。
值得註意的是，民國時期，特別是“五四”運動以後，經濟學在中國已經走出了單純的學習、普及階段，出現了一批既掌握先進經濟學理論，同時又能運用這些理論和方法研究現實經濟問題的中國學者。總結解放前中國經濟學的發展歷程，可以發現，凡是在學術上有重要成就的中國經濟學家，幾乎全是研究中國經濟問題的經濟學家。劉大鈞、馬寅初、何廉、方顯廷被稱為中國30、40年代的四大經濟學家，享譽國内外。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在國外接受過嚴格、系統的經濟學理論和方法的訓練，同時又都懷著強烈的救國救民意識，努力用先進的理論和方法研究、解決當時的中國本土經濟問題，並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正如馬寅初所說：“如果只研究理論，試問對於今日的中國，實際上有什麼好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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