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就一次，自由自在做自己喜歡的事情最重要，當然，最好不要為錢發愁。
我的童年，生活在美國中西部小鎮奧馬哈。伴我成長的房子建於20世紀初，1958年父親花費31500美元買下了它。房子是很普通的獨棟小屋，沒有圍牆，從廚房的後門出去，就到了別人家。我們養了兩只貓，還有一條叫漢密爾頓的狗。外祖父母住在只隔兩個街區的房子裡，我總是步行到外祖母家，等待我的是加了糖果的冰激淩。父親至今還生活在那棟小屋裡，80歲，每天高興地開著用了20年的車去上班。他說自己幸運，不是因為有了巨大的財富，而是開心他可以做他喜歡的事情。如果你現在某天晚上去我父親家，可能跟我8歲時看到的場景是一樣的：父親穿著普通的睡衣，坐在同一把椅子裡，吃三明治和炸土豆條，享受生活。
我生於20世紀50年代末，還有一個哥哥和一個姐姐。我剛記事的時候，正是20世紀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的民權運動，我的父母積極參與其中。母親從來不羞於表明自己的立場，她在汽車保險槓貼紙上寫著“好人不分膚色”。一天早上，我們發現有人在“不分膚色”上打了個叉，並潦草得改成了“白人”。全家人都很震驚，父母很沮喪，他們並沒有向我解釋更多，只是他們的情緒感染了我。盡管當時的我並不理解這些事件背後的複雜性和可怕的歷史因素，但我父母的表現形成了我的價值觀。寬容是我在家中汲取到的最重要的價值觀之一。
我們的童年生活和普通的美國孩子沒有什麼區別。那時父親還沒有這麼大名氣，也不算富有。我要給家裡做雜務，才能掙得很少的零用錢。直到我20歲，父親的財富積累才被世界津津樂道，但父親沒有因此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我父親一直跟我們說，幸福快樂是你要追求的，金錢是跟隨著你的幸福和工作而來的，而不應該引領你的工作。要發現自己的興趣所在，最好你的興趣能夠養活自己。
在家裡，母親主要負責我們生活和教育的具體事務，而父親則起著“精神領袖”的作用。父親在家工作，長時間待在書房裡，全神貫註研究大量深奧書籍。雖然他的“手稿”中寫的可能是市盈率和管理績效分類等内容，但他卻可以輕松達到沉思入定的境界。父親的書房沒有“禁止入内”的牌子，但我們也很少打擾他。太過頑皮的哥哥也曾被象徵性地關過“禁閉”，但我從小就很安靜，也很聽話。父親常常穿著卡其佈褲子和一件破舊的毛衣從書房裡走出來，身上帶著一種幾近聖潔的平靜。他常常鼓勵我們去發現自己的興趣，並且專註其中。
我是一個音樂人，曾經為了演出到處募集資金。很多人聽到我的姓氏，知道了我是“股神”的兒子。他們總會問我：“沃倫·巴菲特的兒子還需要募集資金嗎？”實際上，父親從未給過我大筆的金錢。我需要募集百分之九十的資金，而父親只會出百分之十。父親贊同一句話：“有時你給孩子一把金湯匙，沒準是把金匕首。”他認為有能力的父母給子女的財產應該能做任何事，卻遠遠不夠無所事事。
我也曾向父親借過錢。那是唯一一次，也是最後一次。30歲的時候，我向父親借錢買房。他說，借錢給我會破壞我們純潔的父子關系，自己貸款買吧，自己還。當時我很生氣，可是很快我就理解了父親。他那麼做是因為愛我和尊重我。
衆所週知，早在2006年，我的父親就將他的大部分財產，大約370億美元捐給了比爾與梅林達·蓋茨基金會。他還設立了三個“10億美元”的慈善捐贈基金，分別由我們三個孩子進行管理。在此之前的三個月，父親跟我們有交代，比爾·蓋茨基金會有很好的架構，有充分的人力資源能把這個慈善的事情做得更好。已經五十多歲的我，雖然肩負著10億美金的龐大數額的管理責任，但這筆錢最終還是要捐出去的。巴菲特家族沒有設立龐大的信托基金，我們兄弟姐妹三人在年滿19歲後，每人獲得了一筆數額非常有限的財產。我繼承的是我祖父留下的9萬美元。
在我看來，價值觀才是穩定的貨幣。自由、平等、言行一致、專註和幽默，都是從父親身上學到的東西。我們兄弟姐妹三人，哥哥是農場主兼攝影師，姐姐是家庭主婦，我是一個音樂家。很多人問我們，為什麼不去繼承父親的事業？我用父親對我說的一段話答複：“兒子，咱們倆其實做的是同一件事。音樂是你的畫佈，伯克希爾(沃倫·巴菲特的投資公司)是我的畫佈，我很高興每天都在畫佈上添幾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