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後聰明式偏差(Hindsight Bias)，洋鬼子的心理學術語，直譯後就是這樣拗口。但沒有關系，我們漢語可是博大精深、靈活又形象，比如用下面這句話表達同樣的意思——“事後諸葛亮、事前豬一樣”。
美國9.11事件發生以後，人們發現從9月11日早晨開始回溯，指向災難的種種信號看起來似乎非常明顯，一份美國參議院的調查報告列出了這些被忽視或誤解的線索甚至警告。 FBI顯然忽視了這些正確的預警，也未能把它和其他一些預見恐怖分子可能會使用飛機作為武器的報告聯系在一起。很多人可能會罵“這些該死的笨蛋！”。但是，事後看來十分清晰明了的事實，事前卻沒有那麼清晰可辨。情報機關充斥著大量的“噪音”，點滴有用信息的週圍是堆積如山的無用信息。根據資料顯示，在9.11之前的六年中，FBI的反恐機構中有68000件事情毫無頭緒。但在事後看，那些極少的有用信息現卻是如此明顯！
其實，我們這個世界充斥著“事後諸葛亮”，往往會過度責備他人的錯誤，而忽略他人的成就。比如“我早知道他們就要輸了”、“我早料到會發生這種事”、“事情不是明擺著嗎”、“這不過是常識而已，結論也太簡單了”等。
對於我們自己曾經的決策，往往也是這樣。比如一些投資者對“顯而易見”的機會沒有把握住，該超底的沒抄到底、該逃頂的沒有逃到頂，常常後悔不已。我們真的應該後悔嗎？
心理學家Hawkins和Hastie總結過大量的實驗案例，分析歸納了人們產生“事後聰明式偏差”的原因：（1）對初始觀點直接回憶：我們並不能記起當初自己決策時的所有觀點，但往往能記起與後來發生結果相一致的觀點；（2）錨定於目前觀點而調整推斷初始觀點：結果發生後我們才有了目前的觀點，但我們傾向於用目前的觀點代替我們已經不能記起的當初的觀點；（3）認知重構：記憶並不是在我們過去的經歷存進記憶庫中的拷貝；相反，記憶是在我們提取它的時候才建立起來的。記憶受到主觀的影響而不是客觀存在，我們的記憶會重新建構、重新組織，對結果的已知狀態可能誘使記憶發生扭曲，我們回憶起來的觀點已經不是當初的觀點了。
我有個朋友，在2006、2007年的牛市中，資產翻了幾倍，但2008年股市下跌，又基本回到了解放前，後來經常後悔當初高點沒有把股票賣掉，並說：“當時他決定要逃頂了！我知道當時A股的估值過高，整體市盈率達到60倍；2007年，美國金融危機已經出現爆發的苗頭；投資大師巴菲特賣出中國石油，並發出了股市風險的警告；政府已經提高了印花稅意圖給股市降溫；央行已經開始加息等等。多麼顯而易見！”。但事實可能並不是他說的那樣，記憶已經發生扭曲了——他當時並不想賣出！比如筆者隨便列舉一些充斥在各類媒體影響他決策的論調，你若不看到還能記起多少？
（1）2008年北京奧運會，我們在暢想“奧運後經濟”的美好，經濟的“黃金十年”；（2）2007年我國累計貿易順差增長了47.7%，比2001年增長了11.6倍；（3）2007年我GDP比上年增長11.4%，連續5年增速達到或超過10%；（4）A股上市公司整體2007年上半年利潤增長率達到70%；（5）券商平均預計2008年波動區間在4500—7800點，有的專家喊出2008年8002點，甚至10000點；（6）2007年全民炒股、開戶創紀錄，新開戶數比2006年增長十幾倍；（7）“買了中石油，一生不用愁；買了中石化，一生不用怕”，40元以上的中石油還有人說“少漲了4000多個點”；（8）賣方研究報告很多對50倍PE以上的公司還給出“推薦評級”；（9）炒股致富的“股神”頻現報端，人們到處都在“談股論金”等。
投資中，每個人都存在“事後聰明式偏差”，就看我們是否能意識到自己思維和記憶的缺陷，以及如何應對它。若任其泛濫而不加控制，可能會有以下負面的結果：（1）高估自己：這種事後“顯而易見”的感覺可能讓人高估對下一次類似事件的判斷決策能力，其實你我到時還像“豬一樣”一點都不奇怪；（2）反思陷阱：有些人經常反思，因當時沒有做出正確的決定而懊惱，甚至影響心情和生活，這往往是沒有必要的，你我當時並沒有像自己回憶的那樣愚蠢。
我們難以避免這種偏差，但可以記住自己有這種傾向。當別人犯病嘲笑你的時候，不要理他；當自己犯病的時候，調侃一下只不過“事後諸葛亮”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