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職業操盤手的真實經歷〈1989年--1994年〉

你不仁我不義，我在和客戶談判時先和人民日報的另一家月刊打好了招呼。於是，這些客戶在我們報社登了三個月廣告後全部倒戈。我從另一家月刊那裡拿回了我應得的3.6萬元。我昂著頭走進了社長的辦公室，還沒等我說話，社長開始大發雷霆了，我耐心得聽著他說完那些激烈的措辭後，開始不緊不慢的反擊了。我說："我孤身一人從長春來到北京，頂著烈日去拉廣告，你們卻吹著空調喝著茶水。可是我應該得的錢卻沒有得到，我和報社簽的合同連手紙都不如，你憑什麼跟我在這裡說三道四。我只是拿回了我應該得的錢。"說完後，我把手裡所有的過期資料全部扔到他的臉上，轉身走了出去。接著輪到那些高學歷的北京編輯了，我一個一個開始數落，除了那個東北編輯以外，所有的人都被我罵的狗血噴頭。反映強烈者我就伸出自己的拳頭拿出東北人的彪悍。所有的北京人都一言不發了，他們既理虧又怕我的拳頭。

最後，我扔出一句擲地有聲的話："你們北京人是我活了17年來所見到的最無恥的人。我厭惡北京人，也厭惡這個城市，無論如何以後我都不會在北京停留超過5天，待久了我怕自己也變得無恥。"

話外音：真不知道王曉拿到那3.6萬元的感覺是什麼？但從北京人的種種行為上來看，他的言論雖然過激但也不算過分。炒了報社鱿魚的王曉又去了那裡呢？請看第三段落--深圳歌聲

三、深圳歌聲

我離開了北京，坐上了開往深圳的列車。這是我蓄謀已久的想法，90年的深圳是很多有志青年的"烏托邦"。大多數有才之士都到這裡尋夢，當然也尋財。現在海王生物的老總就是闖深圳時極少數暴富者中的一員。據說當時他懷揣600元，靠頭腦和吃苦的精神打下了現在十幾億的天下。可能有人不信，但當時闖深圳的大潮中，卻真的洗出幾十位風流人物，而且他們起家時的資產都沒超過10萬元。這位海王的老總是地地道道的長春人，我的一個朋友和他很熟，所以我可以很客觀的說，他的錢一定是在深圳賺的，而且沒有外界的幫助。這可能就是當年深圳的魅力所在吧。

經過2天2夜的颠簸，我終於到了這個創造奇迹的城市。當我走出車站的一瞬，心頓時涼了，因為當年的深圳和我想像中的美好差距太大了。狹窄的街道、低矮的樓房、破舊的公共汽車構成了當時深圳的市容。只有在尚未竣工的高樓和操著不同口音的年輕人身上才能感覺到所謂的特區精神。一碗面條8元錢，住一夜招待所最少30元，這些放在今天都會讓人咋舌的價格，在當年的深圳就是活生生的現實。數十萬高學歷的年青人，一夜間湧入這個不大的漁村，造成了物價飛漲。

小做休息後就開始找工做。本以為憑我在人民日報的經歷找個好點的工作沒什麼問題，但這次我錯了。連看大門的都是大本以上學歷，我的中專文憑要是拿出來會笑死人的。我第一次陷入了彷徨。我不停的去面試，也不停的被人說NO，最後終於知道了--這裡不是我的天堂。可我的天性決定越難就越要向前，於是不停的給自己打氣，但這次我徹底栽了，30天過去了，還是沒有一家公司錄用我。1990年的春節到了，我沒有回長春。因為我覺得自己對不起我那年邁的母親。我像很多回不去家的人一樣，往家裡打了電話。電話只響了一聲，我就聽到母親的聲音："是王曉嗎？""媽……"我叫出這一個字後就嗚咽了。當時我的眼睛濕潤了，心亂如麻。電話那端的母親笑著說：老兒子，我知道你回不來了，我一直在等你的電話。媽也知道你把北京的工作辭了，辭了也好，幹的不開心也沒啥意思。"知兒莫過母呀，這一個月的不快隨著母親這幾句樸實的話煙消雲散了。"祝媽媽身體健康，新年快樂。"我愉快的說道。"老弟，你現在在那呢？"分機的另一端響起了姐姐的大嗓門。"姐，我在深圳呢。對了祝你永遠年青，永遠漂亮。祝你和姐夫永遠快樂。""王曉，你重女輕男呀？哈哈"哥哥搶下了大姐的電話。"祝大哥事業順利，財源廣進。"我一股腦的問候了全家的人。全家在電話裡過了一個很溫馨的除夕之夜，聊了近2個小時，完全忘了時間的存在。

撂下電話後，我的心輕松了起來，一種莫名的高興襲遍了全身。於是，我開始想如何度過這沒有家人的新年。路邊的一對男女，不停的說羅湖新開了家酒吧有香港藝人來表演的事，我眼前頓時一亮，信步向羅湖方向走去。這是一家不大的酒吧，我隨手要了杯啤酒，一邊看著一位不知名的香港藝人的表演，一邊聽著刺耳的音樂。我象一個小流氓一樣，左手銜著香煙，右手用酒瓶擊打著桌面，肆無忌憚的和旁邊的女孩調侃。完全把自己融入到了燈紅酒綠之中。這時酒吧的遊戲時間到了，那時的所謂遊戲和今天的卡拉OK大獎賽沒什麼區別。一等獎的獎金是200元錢。借著酒勁我第一個上台"現眼"了，沒想到一曲黃凱芹的老歌竟博得滿堂喝彩。最後，以98%的得票率榮登榜首，不但得到了200元獎金還得到了一份工作。這可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呀。老闆說我唱的棒極了，以每晚50元的價錢聘我當他酒吧的歌手。當新年的鐘聲響起時，我看看外面的月亮向天上拱了拱手，到現在為止我依然認為是遠去的老爸給了我一個美麗的新年，一份救命的工作。

我的歌聲給酒吧帶來了不少收入，主要原因是我的粵語唱得不準。可能大家覺得這個原因很可笑，可當時的深圳就有那麼一批獵奇者。我1.83的身高、還算英俊的外表，雖不準確的粵語，依舊被我那激昂的聲腺演繹出來。甚至還有一批少女被我那種東北漢子的彪悍所吸引，成為我忠實的聽衆。我的歌星夢只做了兩個月，那是一個週末的夜晚，一夥喝醉了的老闆們強迫我唱鄧麗君的歌。我斷然拒絕，於是招來了啤酒瓶的襲擊，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我選擇了反擊。他們被我打的抱頭鼠竄，看著他們那1.60左右的身材不斷倒向地闆的情景，我才發現自己原來還有這麼好的身手。

第二天，我逃離了深圳，因為被我打的那一群人中有一個是當地公安局長的公子，留在這裡我只能束手就擒。這次我真的不知去那，到了火車站我依然拿不定註意，於是我到問訊處打聽10分鐘之内的列車是開往那個城市的，售票員頭也沒擡的蹦出兩個字--上海！我眼前一亮，上海、上海……我的心裡默念了好幾遍，就是那個冒險家的樂園、遍地是黃金的上海？我毫不猶豫的走到售票窗口，掏出錢來堅定的說了兩個字--上海。

話外音：深圳依然沒給王曉帶來好運，不禁讓我想起一段話來："天將降大任與斯人也，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請看第4段落上海風雲

四.上海風雲

1990年4月11日，我到了上海。一路上和我臨鋪的兩個老廣不停的在說股票的事，那時的我就是個股盲。只是從他們的話中覺的是個很賺錢的買賣。說者無心，聽者有意。到了上海我開始打聽那有股票大廳。很快我找到了位於西康路的交易所，30分鐘後，我成了中國最早的一批股民。當時我的資金是5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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