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天南：一個投資家的二十年

“知不易，行更難”是我們對於投資的描述。

小時候，經常聽收音機中提到“據美國《幸福》雜志報道”，後來很少聽到這個《幸福》雜志了，倒是常常看到美國的著名雜志中有《財富》（Fortune）雜志，隔了許久才知道這個《財富》就是那個《幸福》。英文Fortune一詞兼有財富和幸福之意，可見幸福與財富如此密不可分。

2012年夏初的5月是我給《錢經》雜志撰寫專欄五週年的時節，有心將過去的文章集合成冊，以便於翻閱，順便將過去二十年的投資經歷做個回顧，權且當做個自序吧。

對於寫這樣一個題目，我一直是斟酌躊躇、心存顧慮的，因為英文中Investor這個詞可以翻譯為投資人、投資者，也可以譯為投資家，但在中文的語境裡，投資人和投資家卻存在著巨大差別。反複考量之後，我認為如果一個人以投資為主業，在經歷了市場週期性考驗之後，依然能戰勝大盤且取得絕對收益，並以此解決了生活中的財務問題；同時將投資知識傳播於大衆，使之造福社會，且幫助一衆社會家庭通過投資達至財務自由的境界，為社會的和諧穩定作出一份貢獻，這樣的人被稱為投資家應是無可厚非了。

（一）辨材須待七年期

自1993年算起，我入投資這行已是第二十個年頭了，其間1998年開始美國投資，2000年開始香港投資。一直以來，多會遇見關心“今年（或去年）回報多少？”之類的問題，在回答了很多次之後，標準答案是：“這行業我幹了二十年，現在還在”。

明白的人在見了上述答案後自然就會明白，無需再多問，因為凡是經歷了過去二十年資本市場的人都知道其間的風風雨雨，這裡雖然沒有伏屍千裡、流血漂橹的觸目畫面，卻不亞於取人性命於千裡之外、消敵於無形之中的驚心江湖，其間的慘烈最終多表現為青春過後，反而與財務健康的目標背道而馳，更不用提那些失去自由、乃至生命的曾經的“牛人”們。可惜的是，往往只有歷史過後，答案才能揭曉，這便是常言道的“不確定性”。

由於早期沒有刻意做投資記錄，這二十年來，我約略估計自己的累計投資回報為200倍左右，即百分之兩萬（+20000%）。而1993年春到2012年春，上證指數從1550點到2300點，累計升幅為52%（+52%），上漲僅僅800點，折合年複利2%（+2%），股市的漲幅遠遠跑輸同期的通貨膨脹率，也低於同期的銀行定期存款利率。如果再考慮到80%的市場參與者甚至跑不贏指數，由此可見，過去二十年選擇證券投資作為職業並不是一個好的抉擇。

過去數年受邀給《錢經》雜志撰寫專欄，截至5月刊的實盤模擬組合部分顯示，過去五年（2007年4月~2012年4月）專欄累計收益率為112.92%（+112.92%），而同期上證指數則下跌32.20%（-32.20%）。由於雜志出版的固定性，這個“帶著鐐铐的舞蹈”較實際的運作為差，例如我們現實中的兒童財商教育賬戶，在過去兩年（2010年4月~2012年4月）中累計回報率63.2%（+63.2%），而同期雜志專欄的回報率僅為19.8%（+19.8%）。

通常考察投資水平僅有單邊的牛市或熊市表現不足為憑，有經歷完整週期的記錄為佳，如白居易詩雲：“試玉要燒三日滿，辨材須待七年期”。恰好五月份整理了一個投資個案，自2005年5月至2012年4月底整整七年，期間五年熊市、兩年牛市，經歷了“熊 —— 牛 —— 熊”的市場循環，表現如下：

上述七年間，在整個世界遭受火山爆發、海嘯、地震、暴風雪、核洩漏、幹旱、洪水、金融危機等重重打擊，以及經歷瘋狂、驚慌、恐懼、絕望等非人境遇之後，當初的每一個100萬最終成長為703萬，折合年複利回報率為+32%，累計回報率為+603%，同期上證指數累計為+112%，香港恒生指數累計為+51.82%，美國道瓊斯指數累計為+28.89%%。這僅僅是個大致的反映，因每個投資案在起止的時段、市場配置的不同，以及對於投資理念認知度、配合默契度的不一，導致的結果並不完全一致，這已經構成了我們日常資產管理工作的重大挑戰。

最早讀到關於投資的書，是我父親買的《在華爾街的崛起》（One Up On Wall Street），作者是美國傳奇的基金經理人彼得·林奇，1990年經濟日報出版社出版，標價4.90元，這本粉紅色封皮的書歷經二十餘年的時空變遷，如今仍奇迹般立在我的書架上。當時讀來，裡面說的很多東西看不太明白，印象最深的是，林奇買的第一只股票叫飛虎航空，兩年時間從7美元漲到32美元，解決了學費問題，林奇自豪地寫道：“可以說，我是靠飛虎公司的‘獎學金’讀完了沃頓商學院的課程”。沒想到在時隔僅僅八年之後，我有了幾乎與林奇近乎相同的經歷。

（二）股市提供的留美獎學金

與今日争相報考公務員的風氣截然相反，二十年前社會流行的是“下海”，很多熱血青年辭去公職追尋理想，1991年我也加入了“十萬人才下海南”的大軍。

到達椰風海韻的海口，頭天晚上遇到一個個子不高、戴眼鏡，書生模樣的人，給我講易經，他叫潘石屹 —— 後來的SOHO中國董事長。老潘精於數字與市場，口才絕佳引人入勝，好交友，跟他走在大街上，常是三五分鐘就能遇到個熟人。後來老潘推薦了一個戴眼鏡瘦瘦的年輕人，是人大的研究生，當時還是很稀少的學歷。守著陳舊的機器，坐在院子裡簡易的涼椅上，對我談中國的未來，他叫易小迪，現在是陽光100的董事長。再後來，見到理想豐滿的馮侖（後來萬通的董事局主席），目光深邃的王功權（日後著名風投大佬兼2011年更為著名的 “私奔帝”）。總之，當時他們沒房也沒有什麼錢，不確知未來在哪裡，有的只是青春、熱情幹勁與理想，但是年輕的人們僅僅是暫時的“貧”，卻不“窮”。雖然沒有錢財，卻胸懷遠大，之後的二十年他們將理想演繹成現實。

與熱血青年的交往對於我後來的投資水平本身幾乎沒有什麼提升，因為當時中國的股票市場還僅僅局限於深圳、上海兩地，其他地方的人很少了解。第一次啟蒙應該是聽當時海南證券董事長張志平講股票，他後來在中國證監會任職。當時印象深刻關於股票的書是水運憲寫的《深圳股市大震蕩》，但他日後並不以財經文學聞名，很久以後才知道其代表作有《烏龍山剿匪記》。

實際進入股票市場應該是1993年，北京人成規模地接觸股市基本上是那個時候開始的，因為當時北京的天龍、天橋終於上市。最初入行，實際的原因與所有人都一樣，能在股市投資賺錢，還不需要特權、不需要關系、不需要送禮，實在是太好了，股票投資的“低門檻”讓包括我在内的幾乎所有人都能沒有阻礙地進入股市。很多年以後，我才逐漸明白，正是股市的“看似低門檻”其實害了很多人，並令許多人前赴後繼、執迷不悟，在這個方面股市確有與賭場相似之處。視股市如賭場卻還在裡面摻和的人本身就是賭徒，小賭怡情倒也罷了，想通過賭博取得財務成功無異於緣木求魚。

最初開戶是在華夏證券東四十條營業部，當時常見負責人之一是範勇宏（後來華夏基金的總經理），還有忙碌的著名股評家趙笑雲，那裡還有起初寂寂無名日後卻名滿江湖的人——姓王名亞偉。

當年入市並不是個好時機，1993年春天上證指數達到1500點，相隔12年之後的2005年上證指數是998點，還跌了三分之一；相隔19年之後的2012年春天也不過2200點。當時整個社會都在摸索中前進，大家實際上都不明白股票到底為何漲跌，於是各種今天看來甚至可以說是莫名其妙的理論活躍於媒體及市井，有興趣翻閱1996年之前的證券類雜志，會發現當年的振振有詞今日看來多是妄言與臆斷。

股市在1993年春天達到1500點之後，次年悲慘地跌至300點，這是個近乎渾渾噩噩的階段。1993~1995這個階段我也像現在很多人一樣處於“玩一玩”的階段，沒有多少錢，跌了固然不高興，但不至於跳樓；漲了興奮一下，也解決不了問題。

像很多年輕人一樣我通過認真工作積累著日後被稱為本金的資本，同時繼續如饑似渴於各種可能得到的關於投資的書籍文字。在互聯網尚未出現的日子中，文字信息的獲取成本比今天高很多，去新華書店看書，常是舍不得買的，為了省下存自行車的2分錢存車費，需要將車停在遠遠不要錢的地方，再折回書店，好在那時已經開架售書了。即便去圖書館，基本上也是站著看書，舍不得從書架走回座位的時間，這也漸漸養成了飛速閱讀的習慣。

這種黑暗中的摸索直到1995年，有關巴菲特的文字首次出現在我的生命中，如同黑屋中忽然射進一道燦爛的日光，又如茫茫暗夜中的航船發現了指路的明燈。這本書就是後來的《巴菲特的道路》（又譯為《股王之道》），他的諸如“買股票就是買企業”、“好企業好價格”等投資理念現在聽來盡人皆知，但當時簡直是天外來音，聞所未聞。時至今日，關於巴菲特的書籍占據著我書架達百餘本之多，中英文皆有。對於巴菲特的景仰之情在多年之後融入我寫的《巴菲特，生日快樂！》一文中。

乘著來自巴菲特投資思想的靈光，1996年初傾盡所有播種於股市，在給友人的信中寫到：“在春節休市前幾乎將所有的資金都投入了，看來收獲季節只需要耐心等待即可”。其後的兩年採取“買入並持有”的方式，僅僅持有兩只股票，分別是長虹和興化，取得約十倍的回報，奠定了後來的財務基礎，同期指數大約上升了兩倍。這段經歷當時以《關於股票投資的通訊》系列分期發表於《金融時報》上，以至於時隔十餘年後，還有人因此尋找到我。在1996年初時，靜態數據顯示，即便股價不漲，長虹的派息率也能達到10%，當時的一年存款利率為10.98%。之後的20個月長虹股價漲了十幾倍，再之後我決定去美國讀書，可以說我是用長虹的“獎學金”讀了美國的MBA。

如何在遠隔重洋、沒有互聯網信息、沒有網上交易的年代，決勝萬裡之外，這是個從未有過的挑戰。

（三）危機之後的兩年40倍

1997年《中國經營報》將我的專訪照片恰巧與一篇報道巴菲特的照片刊登在同一版面，興奮之餘地簡略翻譯一下，寄了一份給遙遠的美國奧馬哈。不久收到他辦公室寄來的感謝信，也令我生發出“有朝一日能親見巴菲特一面”的願望。

在人地兩疏的異國他鄉重拾英文應付托福、GMAT，直至聖地亞哥大學（University of San Diego）商學院讀MBA，已是巨大的挑戰，而生活也需要代價，那時的美元匯率是1:10，我相信很多可能成為偉大投資家的種子，被扼殺在人生早期的生活成本重壓之下。唯一的財務來源就是已有的資本以及由投資產生的或有收益，美國市場還有待熟悉，主要的投資仍然在國内。

當時亞洲金融風暴已愈演愈烈，市場上無數財富隨風而逝，忍至次年又遭遇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總之打擊連著打擊，就像一個溺水者，每當想喘息一下就被再灌進一口渾水。這是一段沒日沒夜、焦慮不已，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的日子。

危機自是有危有機的，在1998年給國内友人的信中就提到：“以現在的價格買萬科B，即便其股價不漲，分紅也有20%的收益”。但當時沒有網上交易，B股甚至沒有電話交易，派人天天去營業部下單，市場極其蕭條，有時接連下單數日竟然沒有交易，因為成交量為零。

互聯網當時中文信息非常有限，為了取得國内資本市場的信息，我在洛杉矶的華文書店花高價訂閱了海運而來《上海證券報》，每月取一次，而且時間是滞後三個月。這對於天天盯盤的“炒”股者恐怕是難以置信，大家通常都認為股票市場瞬息萬變、機會稍縱即逝，但我的確是憑著過期的報紙，在遠離祖國的三年時間裡，取得了A股投資翻番的業績，投資對象有東大阿派、同方等。

2001年秋季在A股市場遭遇欺詐，遭到較為嚴重打擊。同時發現很多香港H股價格遠低於A股，於是清空A股轉戰海外，這也是我們港股投資的開始。我在2001年秋天給投資人的信中總結：“這是我自1996年以來，第一次看淡（A股）後市。”沒想到此舉使我們幸運地避開了2001~2005年的A股大熊市。移師香港後，買了一系列具有高派息的股票，其中包括後來被巴菲特相中的中石油，當時每股一港元多，僅派息就有10%的回報，令人覺得股價漲不漲已無所謂。

順便提一下，在2007年秋天我們重演了一次2001年秋的A股大撤退，同樣由於認為A股高估，同一股票的價格在國際市場上遠低於A股市場，我給投資人寫了一篇名為《為了再見的告別》的投資信件，於是在2007年9月前後全部清空A股，移師海外。但這次沒有6年前那麼幸運，雖然避開了A股大潰敗，但卻趕上了席卷全球的2008年金融危機。這是我們第一次遇到所有市場都垮掉的情況，以往，例如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時美國沒事、2001年美國科技股崩盤中國沒事、2003年中國SARS橫行時美國沒事等，2008年是所有市場皆崩潰，其強度僅有1929年那次經濟危機可比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相較於巴菲特老師格雷厄姆在1929年遭受嚴重打擊之後，用了七年時間才複原，我們在2009年一年時間即奪回所有損失，已是幸運之至。

2001年美國遭受“9• 11”襲擊，喧嚣已久的科技股泡沫也開始無可阻擋的大崩潰，如同天上掉下的利刃，令所有敢於中途接手的人鮮血淋漓，一年的時間許多公司跌得面目全非，縮水90%以上。搭上末班車的中國網絡股新浪、搜狐、網易也沒逃脫厄運，新浪從55美元跌到1美元，網易更是慘跌至0.60美元，依稀印象當時的首富丁磊身價從70億元跌至0.3億元。換位想一想，如果自己的身價性命在下跌99%之後，再下跌一半，怎不讓人骨折心驚、形銷骨立？這時一些有膽識的人開始出擊，其中最為著名的是段永平，在受到巴菲特投資理念的靈光之後，全力以赴投資網易並最終收益超百倍，奠定了其一生中最為偉大的經典投資案。

這期間我投資了新浪、搜狐，並在之後的兩年取得了約40倍回報，這段歷史後來被記錄在一篇名為《讓錢努力地工作》的文章中。但眼見太多的慘烈，這次冒險並不敢傾盡全力，心境已不複當年“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鈎”的俠倜快意。

也是這一年，我終於實現一個懷揣已久的夢想——親見巴菲特。初次見面時巴菲特說：“你可能是我第一個來自北京的股東”。多年之後我將和巴菲特、芒格的合影放大了挂在辦公室裡，這張三人照片在六年前被媒體首次採用時，被裁成兩人照發表，芒格的身影很不幸地被裁去了，原因是“這個老頭是誰”？

身在國外，才能感受到埋藏在内心深處，對於祖國的眷戀滲透在生命中的點點滴滴。當相隔數年首次飛回首都機場上空，隔著眩窗望見祖國的大地時，我耳畔回旋的竟滿是歌曲《我的祖國》旋律：“這是我們的祖國，生我養我的地方”。忍不住熱淚盈眶在心裡說：“祖國啊，我再也不離開你了”。

這期間認識到財務自由的意義，上至民族尊嚴、國家統一，下至家庭和睦，多與經濟基礎相關。錢不再僅僅是錢，它是過去青春歲月、奮鬥與汗水、勤勞與智慧的結晶，它是未來幸福的保障、家庭和睦的源泉。芒格說：有智慧的人可以用金錢獲得幸福。

2004年已是A股下跌的第四年，在溫哥華紛飛的大雪中我意氣風發地給國内投資人寫信，題目是《播種季節》。

（四）財富管理者的唯一美好結局

實際早在1996年就無意接觸到了日後被稱為投資管理（或稱資產管理、財富管理）的行業。當投資作為職業時，便產生了投資人與投資管理人的分離。

投資的真正意義在於優化社會資源配置，通過投資企業的發展，為社會創造就業機會，為國家增加稅收，為大衆提供滿意的產品或服務，為投資者實現價值最大化。

當投資人親自管理投資失敗時，面臨雙重損失：一損失金錢，二損失青春。

投資管理的意義在於，即便在不考慮盈虧的狀況下，它替投資人節省了青春，讓他們有機會去完成應該做、擅長做、喜歡做的事情，符合社會分工的規律。

2001年秋，由於認為A股高估專門從國外回來將衆人的委托解散。當年正經歷呼機升級為手機的時代，時隔三年，一些人已經聯系不上，輾轉之下才將翻了番的資金各歸其主。這件與社會上流傳的“攜款外逃”完全相反的事迹，竟為我日後留下了意想不到的好名聲，更讓人相信：“社會需要有能力的好人”。而證明這一點需要時間，一個好名聲的建立需要很多年，如果一年不行就用五年證明，如果五年不行就用十年，如果十年不行就用二十年，如果二十年不行就用一輩子，幾無捷徑。為了妥善安排肩負的責任，我甚至在29歲時寫下人生第一個遺囑，這令很多人吃驚而印象深刻。

“就資金運用而言，我比你自己更關心你的錢”。這是我2004年給投資人信件中的話語，但這並不表明在特定的歷史階段投資沒有損失。實際上在幫助一衆家庭達到財務自由境界的同時，失敗的案例也是有的，而失敗原因總結到最後只有一點：沒有按照規矩辦事。

在付出青春和資本的代價後，我們最終總結了十六字的工作原則以提高勝算的概率：“理念認同、資金合適、溝通順暢、配合默契”。通常而言的投資知識、經驗等等僅僅占到投資成功因素的三分之一，很多投資之外的因素，例如堅韌、毅力、資金的性質、投資規劃、溝通的能力等等，這些看似與投資無關的因素，卻可能決定最終的投資命運。

我自己的投資風格可以概括為守正出奇。大約是希望在物有所值的基礎上還能有所增長，如果全是“守正”可能平穩有餘而增長不足，皆為 “出奇”可能過於冒進而風險太大。但是任何方法與體系，均有利弊共存，沒有完美的世界。

投資對象的選擇，我們希望“好企業好價格”，即能以合適的價格獲得運營優秀的企業。至於何為優秀企業、何為合適價格，每投資者都有自己的解讀，就像一千個《紅樓夢》的讀者心中會有一千個不同的林黛玉一樣。

必須承認，我有很多的不擅長，例如判斷莊家機構動向、例如判斷短期大勢走向等，我們從來不買ST類股票，甚至至今也沒有創業闆開戶。我們喜歡的企業類型至少具備的條件包括：一、盈利；二、可持續性盈利；三、可增長的持續性盈利。較為重視的指標有淨利率、ROE、PE、PEG等，以及管理者的品質。但現實總是較書本複雜的多，我們也會經常看走眼。

在實際的操作中，通常採用持倉為主、集中投資的方式，根據市場變化不斷選擇性能價格比較優的對象。這種方式在具有優點的同時，面臨兩大風險。

持倉通常表現為重倉或滿倉，這種行為源於現實中財務最為成功階層的啟發。在福佈斯財富排行榜上通常只有一類人—— 優秀企業的持有者。觀察這個財務上最為成功的階層，會發現成功的企業家在面臨經濟困境時通常會選擇堅守，他們很少有“在經濟不好的時候先止損，等好了再說”之類的態度。其中大部分還有一個特點就是使用負債，即財務槓桿。

集中投資是達成投資目標的重要手段，否則僅以百分之一的資本即便抓住了上漲十倍的股票，也是於事無補。了解對象的集中投資較之不明就裡的分散投資，實際上更具安全性。

持倉為主的風險在於遭遇系統性風險，例如在1998年的亞洲金融風暴、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都造成嚴重的負面影響。對應這種系統性風險的手段是合適的人和合適的資金，而不是所謂的“止損”。

在我的投資體系中，沒有通常而言的基於股價變動的所謂止損概念，因為無法認同為何10元物有所值的東西，跌到7元反而要賣掉。早在1997年發表於《金融時報》的文章中提出自己賣出股票的三個原因：目標公司質量惡化、價格高估、有更好的選擇。多年以來沒有改變。集中投資的風險在於投資對象貨不對闆，控制這一風險的手段是勤奮工作，別無他法。

投資目標的線索通常來源於閱讀與生活細節。我主要的工作方法就是閱讀，感謝互聯網帶來的巨大便利。大量的閱讀可以進行橫向與縱向比較，以去蕪存菁、去僞存真，林肯曾言：“沒有誰能在所有的時間欺騙所有的人”。長期閱讀的習慣令我覺得看文字甚至比親自見面能得到更多的有用信息。

熱愛生活應該也是發現好目標的方法，一些投資對象的線索完全由生活細節引發而來，例如談天中確定百度、看馮小剛的電影投資中聯重科、街頭閑逛發現譚木匠等。投資過程大體是搜集、研究、判斷、執行以及忍耐，再重複的過程。我的整個時光基本上處於這種不斷的閱讀與熱愛之中。

對於那些“崽賣爺田心不痛”胡亂花錢的行為我也是常有腹诽的，幾乎成了職業病。除了間或參加一些股東會，我很少做所謂的實地調研，這與很多機構喜歡花費巨資進行上市公司實地調研不同。唯一的例外是我在香港市場投資的一個加拿大金融公司，其歷史跨三個世紀，涵蓋銀行、投資、保險業務，為了了解該公司，我甚至去應聘工作了一段時間。

在投資過程中，並不怕遇到不懂投資的人，最怕的是半懂半信卻總有主意的人。這種半信半疑的性質往往在市場走牛時演變為全信，或導致高點入市的風險；在熊市中演變為全疑，或導致底部清倉的遺憾。

找到合適的投資方法或合適的管理人是投資成功的法門。但在投資的過程中，無論我們做再多的努力，也僅僅是增大勝算的概率，卻無法消滅風險。

資本二級市場上，能歷經十五年以上而不倒的投資人，應該都有過人之處，都是磨練出來的“練家子”，唯一不同的是非公募出身的多是拿自己的錢煉出來的，出身公募基金的多是用別人的錢煉出來的。初出茅廬的年輕人突然有了合法募集的數十億乃甚至更多莫不相識投資人的資金，煉壞了可以合法地巨虧仍然拿固定管理費，煉好了變成了大佬，這樣的好機會就連巴菲特當年也是望塵莫及。

無論公募基金還是對沖基金，作為財富管理者，應該是責任與能力的結合，他們最終的美好結局只有一個：經歷週期之後，戰勝大盤並取得絕對盈利。如果能解決問題就更好了。這種“不負如來不負卿”兩全其美的投資成功像所有成功一樣，因稀缺而令人著迷。

（五）信念的好處

我原本每年會給投資人寫一、兩篇年度投資回顧，平日也常會遇到需要解答的投資問題，多有重疊之處，為了提高效率，漸漸以文章方式統一答複，一來二去便有了寫財經文章的傳統，給人印象較深的有2004年的《播種季節》、2007年秋《為了再見的告別》、2008年《穿越衆人的驚恐》、2009年《暗夜中的堅守》、《專業的勝利和世俗的未成功》等。這種理念的傳播無意中起到了投資者教育的作用，在日後一次次經濟危機中起到了堅定人心的效果，信念的好處在於它能讓人度過艱難的時光。

金秋十月是《錢經》雜志創刊整100期，這期間，我有五年多時光與他們的青春月月交織在一起，這是我之前沒有預預料到的。

寫《錢經》專欄的本意是讓那些對於投資絕望的人們知道，在沒有内幕、不聽黑嘴、不跟莊家、甚至不天天“炒”股的情況下，也是投資成功的可能。本打算只寫一年，不期與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撞個滿懷，於是咬著牙堅持到現在，沒想倒是漸漸得到一些讀者的嘉許。

盡管我一直有“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寫作習慣，但在2007年牛市行將終結之際，應承寫這個每月專欄終究是個極其錯誤的決策，這個“牛尾巴”時刻的決定令我日後懊悔不已，自己經歷悲慘也就罷了，還要將這悲慘展示於人前，實在是有苦難言。這再次證明沒有人可以預測市場，我也不例外。好在有足夠長的時間，讓我有機會證明，長期而言，我們並不需要靠運氣勝出。

生活中的點滴或多或少地成為文字素材，在某種程度記錄了所見所聞，它們是如此受歡迎，以至於我被稱為“投資界寫文章最好的人”。甚至在發表《第一最好不炒股》之後，有人認為我是搞文藝的，而非投資業者。自己也常回顧一下過去的寫作，原本是怕寫重複了内容，卻發現有些文章確實悅目，就如同不經意間翻出十多年前在美國讀MBA時寫的論文，看著大篇流暢的英文，心中竟升起幻念：“這竟是曾經的我親自寫的嗎？！”

較為中意的有《槳聲燈影裡的秦淮河》、《彩色的經濟學家》、《秋涼中尋桂花香》、《投資的目標》、《巴菲特，生日快樂》，文採與理念俱佳。例如在《要找就找天南這樣的人》一文中對春天的描繪：“溫哥華的四月，遠望山上還是白雪皚皚，公園裡卻已是櫻花盛開，滿樹滿眼粉紅色的舒暢，微風輕過落英缤紛，花瓣隨風飄舞，落在肩上、發上，落在懷裡”。至於廣泛被關註的《十五年一千萬》，應該是無意中切合了許多人心中的願望，但這個目標的實現，需要理解之後全力以赴執行和義無反顧的精神，“知行合一”絕非易事。

尤為喜歡的是2009年4月專欄兩週年時的《有人誇我文章好》，題目潛在本意是說除了文章好之外，我們實際上投資幹得更好。清楚地記得，在整個寫作過程中，身體像是燃燒了一般激動地發抖，這才明白老一輩作家所言“如果想感動讀者需先感動自己”的含義。這篇文章至今讀來仍然覺得清新無比，其中一段“春天來了，去年的櫻花再次盛開，窗外是一株大大的櫻花樹，一束束粉色的花朵競相地開著。早晨起來，透過繁花，印著清澈藍天的背景，剛剛割過的草地散發出清新的青草的味道。”本是源自在海外時寫給北京親人的信件。

當時正值溫哥華的春天，前不久再次舊地重遊，坐在同一片草地前，櫻花盛開的季節已過，滿目青翠依舊。老友相對，仍然記得2009年4月的對話，“再過三年，也就是2012年的4月，估計這次金融危機應該過去了”，但是殘酷的世界告訴人們，我們實在低估了本次危機的長度與烈度。一如當年所言：“即便我們的精神可以穿越眼前的迷茫而窺見未來的錦繡美好，我們沉重的肉身仍然要留在此刻的時空，歷經必要的磨難”。

這個十月也是本次金融危機整整五週年，自2007年10月上證指數6100點跌宕直下到如今的2100點，累計跌去三分之二，市值縮水7萬億。而相形之下，引發本輪危機的發源地美國，其股票市場在經歷危機之後，卻已幾乎完全複原，這之間的反差確實令人深思。

這五年以來眼見了太多的生離死別，打開媒體至今仍是不斷跳入眼簾的悲慘。面對蕭索零落的市場，有誰知道是滿地雞毛還是黃金遍地？想起麥克阿瑟著名演講中的名言：老兵不死，只是凋零。（Old soldiers never die. They just fade away.）我想說：投資不死，只是凋零。（Investors never die. They just fade away.） 即便是過往失去的五年，人們也見到有沙漠之花在盛開。

已有的日子，唯一遺憾的是，在證明每個人都有達成財務自由可能的同時，卻沒有過多地提醒其間的艱難與殘酷。不要指望每一次努力都有正向的回報，翻閱十多年前的筆記，見上面有一段：“我們今天播下的種子，在未來的道路上，如果能有80%發芽，60%開花，30%結果，我們的幸福就已經足夠了”。

（六）投資成功的策略與道路

過上衣食無憂的日子是絕大多數人的追求，這種境界被稱之為“財務自由”（Financial Freedom）。多年以來的所見所聞告訴我們：如果人們過的富裕一些，通常他們會更幸福些。查理•芒格說：有智慧的人可以用金錢獲得幸福。曹仁超說：“85%的幸福可以用金錢獲得”。誠哉斯言！

財務自由的境界如果沒有前人蔭庇，通常需要一磚一瓦地建立並認真地加以呵護。社會人群大致可以分為兩類：正在奔赴成功的人和已獲成功的人，並非常言的窮人和富人。“正在奔赴成功”的人，即尚未達到財務自由境界的人；“已獲成功”的人，即已獲財務自由的人。

前者以職場白領“杜拉拉”為代表，應在關註自身的工作之外，可以通過執行適當的財務規劃達到財務自由的境界，這個階段約用三個經濟週期的時間可以完成，在資產配置策略上需要註重適當“集中”，集中火力才有可能打翻身仗。可參閱《一場戰鬥和戰争的區別》一文。

後者以成功企業家為代表，目標應是財富的保全和增值，因為從“有”到“無”的例子並不鮮見，這個階段資產配置的策略應是適當“分散”。

“杜拉拉”們往往因為目標太遙遠而放棄；企業家們往往由於過於自信囿於已有成就而坐失良機。這兩類人群在現實中可能互換。

針對認為目標太過遙遠的人們，我們將目標分解一下，將財務自由的初級階段稱之為“財務健康”。並認為一個普通家庭通過十五年的執行規劃，應可以達到財務自由的目標。運氣好的話，時間可能會縮短，但運氣不在努力範圍内。可參見《十五年一千萬》一文。

達到財務健康的標準是一個人或家庭，其財產性收入達到或超過其日常工作所得。如果一個人上班每月賺八千元，有朝一日即便在家躺著每月也有一萬元收入，心裡會安穩許多。這種安心的感覺就像如果想喝一杯水有一整桶水放在旁邊；如果要開車出門油箱是滿滿。我至今尚未遇到因為有了財產性收入而虛耗時光的人。相反，就所見而言，沒有一個成功的人不勤勞，沒有一個成功的人不用心思考。

中國文化中有“恥於談錢”的傳統，但同時也有“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的古訓。對於財富構建和保全，我們這裡所探讨的“道”就是投資。投資又可以涵蓋諸如創建企業、房地產交易、古董收藏、PE、VC、證券市場等，鑒於企業創建的獨特性、PE、VC對於社會關系的高強度要求、古董收藏的專業性、不動產交易較差的流動性，我們的著重點最終較多地落在資本二級市場上，也就是通常而言的股票市場。但這些並不互相排斥，它們在生活中有機地交叉在一起。勢變事宜，隨機而化，“變”才是唯一不變的。

而今理財一詞已深入人心，但大衆很少能窺其全貌。理財實際上由四個部分組成：銀行、保險、投資、稅務。理財整個的核心簡言之就是：增收節支、開源節流。在這四個部分中，就根本目標而言，銀行業務提供的是便利，保險提供的是保障，稅務指的是節流，而增收的責任主要由投資完成，投資是一個家庭財富升騰的主要因素，同時也是最難和風險最大的部分。

投資的成功道路只有兩條：一是成為像巴菲特那樣的人；二是找到像巴菲特那樣的人。根據社會分工的原則，絕大數人並不必親力親為。

追求財務自由的種子，實際上深播於每個人的心中。在投資的過程中，或有挫折、或有跌倒、或有寂寞、或有嘲諷，以金石可镂的堅忍和甯靜致遠的心態或可令人接近最終的勝利。再多的困難都值得去努力，因為這是我們自己要的幸福。

人生如此飛快，故事尚未完結，因為我們都在路上，希望再過二十年，你我都還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