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對像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等難題的讨論日益深化之時，我們會發現，答案是那樣簡單，認識是那樣一致，而決心卻更加難下。說它簡單，是因為只用三個字就可概括：市場化；說決心難下，是因為，市場化雖簡單，但駕禦市場卻太難，那些以為一旦市場化就一切萬事大皆的想法才是頭腦簡單。
就在我們猶豫難決時，市場化的門檻已越來越高。看一看近幾年與匯率相關的國際股市、匯市、期市，行情的波動越來越激烈，越來越瞬息萬變，越來越成為盲目闖入者的泥沼。近來，有一消息值得我們註意，4月7日，倫敦國際石油交易所關閉了長達17年之久的倫敦交易大廳，以順應買賣報價、資金交割全面網絡化的國際潮流。據了解，現在有形的商品期貨市場只剩下倫敦金屬交易所一家，已經有500年歷史的公開競價商品期貨交易所制度可能將成為歷史。而實現每日近萬億美元交易量的國際現貨外匯市場居然至今“居無定所”，沒有一個國家、一個城市有熱情去建立有形的國際現貨外匯市場，國際外匯市場似乎已拒絕“中心”。這一切都因為網絡革命，網絡交易的出現不但使同一標的物的報價、交割通過遍佈世界各地的網絡終端瞬間完成，而且，還可以使不同標的物的籌碼實現瞬間轉換，更適合大機構的立體交叉式持倉，以及股市、匯市、期市的輪番炒做。怪不得那麼多國内外專家對人民幣匯率市場化前景憂心重重：當人民幣可以自由兌換時會不會成為掙脫魔瓶的“怪物”。
思考複雜問題要尋找形象化的思路。中國人大都看過或聽說過阿迪力表演的高空走鋼絲，那種泰然自若、那種胸有成竹、那種心無旁骛的感覺，的確能使每一個觀衆折服。據說，阿迪力開始走的是大繩、軟索，比鋼絲的難度更高。他有一句名言，只要“鷹能飛過去的地方，拉上鋼絲我就能走過去！”。無論距離地面多高（660米），兩端距離多長（2880米），他都做到了。俗話說，外行看熱鬧，内行看門道。阿迪力是靠什麼本事成為高空王子的呢？據我觀察，除了心理素質一流之外，阿迪力的技巧全在手中那支平衡桿上。也既，腳上的功夫其實在手上。我們知道，高空走鋼絲最需要或必須追求的是穩定，而他手中的平衡桿卻不停地在搖擺，有時大，有時小。外行以為，這平衡桿的搖擺完全是環境如自然風所造成，而行家說，更多的搖擺是為了克服演員本身的晃動。既借助長桿的長度把力“洩掉”，把主體產生的搖擺或不平衡通過長桿漸漸疏散到末端，將可能傾倒的危機化解於無形。阿迪力說，穩定的最大技巧是對不穩定的駕禦，而最大的風險是對風險的微妙變化沒有感覺。
於是我有聯想：若我們將走鋼絲的演員比做宏觀調控的權威人物（如格林斯潘），平衡桿就好比市場；若將走鋼絲的演員比做實體經濟，平衡桿就好比虛擬經濟。進一步比喻，平衡桿的兩端可比喻為股票市場和外匯市場，也可以比喻為現貨市場和期貨市場。這就可以理解，對實體經濟的宏觀調控必須與對虛擬經濟的調控同時進行，且著力點往往要放在虛擬經濟上。虛擬經濟市場必須是成熟配套、容量巨大的，有股票市場，也要有外匯市場（還要有房地產市場），有現貨市場，也要有期貨市場。沒有綜合性很強的市場何談綜合平衡。只有當虛擬經濟非常龐大並完全獨立於實體經濟，實體經濟的擺動才可能通過虛擬經濟市場的擺動化解於無形。同時，正因為有虛擬經濟市場不停的擺動才可能在“風起於青萍之末”之時就為宏觀調控者提供市場風險的預警。我們知道，市場的最大風險就在不可預期，就像高空隨意刮來的東南西北風，而市場體系的天然作用就是將各種力量抵消，將不期而至的風險緩沖，或在第一時間發出預警，使宏觀調控者憑借自然反映力，用平衡桿去調控、化解（就像駕車的司機經常踩刹車，卻很少踩急刹車一樣）。我們還知道，有市場必然有投機，就象在高空走鋼絲時不可能沒有擺動一樣。投機是什麼？投機有多重含義。表面上看投機行為將導致秩序的紊亂，即市場選擇出現無序的波動，甚至對穩定形成威脅。而在大多數情況下，市場上投機勢力的對沖會形成有序的波動，使穩定在一個波動的區間内實現，有時甚至可以把破壞穩定的趨勢糾正過來，這就是我們常說的：沒有規律其實是最大的規律，任何力量都不可能毀滅其賴以生存的市場本身。
平衡的技巧在於適度，擺動過大當然是危險的。而適度晃動中的平衡怎樣實現？再看看高空走鋼絲表演者手中的平衡桿，桿子的晃動總處在可控與不可控之間，演員的技巧也在這可控與不可控之間表現。投機所產生的擺動就像不穩定的桿子，演員就像市場的設計和統領者。高超的演員必須容忍桿子的晃動，才可能去駕禦稈子的晃動。我們必須容忍市場投機，才可能去駕禦投機。從某種意義上說，市場經濟體制正是在市場投機者與市場統領者之間的不斷博弈中才走向成熟的。
必須承認，今天的市場經濟已經與舊經濟時代的市場經濟不可同日而語，就像普通人過獨木橋不可與阿迪力走鋼絲同日而語一樣。今天的虛擬經濟市場雖已完全獨立於實體經濟，但其投機式搖擺所產生的“多米諾骨牌效應”對實體經濟的沖擊力可能更大。比如，2001年2月4日紐約證券交易所代表意義最為廣泛的威爾遜5000種股票指數(Wilshire5000)一天下挫了2.34%，使在美國股票市場上的投資者在一天之内就損失市值3000億美元，波及到外匯市場和期貨市場的損失可能更多；又比如，在今天的外匯市場上，真實經濟中貿易流動和資本流動的關系越來越松散，匯率波動往往只體現資本的流動，甚至投機的力度。由於資本流動與真實經濟之間只有間接聯系，經濟基本面與貨幣價值的關聯度降低，吸納泡沫的能力反而提高。因此，匯市交易往往被交易員們彼此猜測對方如何下單的心理所主導，並使風險乘數成倍放大。這時，浮動匯率的波動對吸納、削弱對實體經濟沖擊力的作用會越來越小，而成為沖擊來源的可能性則越來越大。特別是當所有的外匯現貨交易都在無數個聯結外匯交易做市商和全球各大銀行的網絡終端上進行時，隐蔽的交易渠道極易被國際金融炒家所利用，對一些國家的貨幣體系發起金融攻擊—如亞洲金融危機。此時，將人民幣匯率完全市場化就像讓沒有受過任何訓練的普通人走上高高的鋼絲索道。
但是，人民幣匯率市場化越晚，對中國經濟形成強烈沖擊的可能越大。在中國已經不可逆轉地融入國際市場經濟的大潮流之時，不能再在匯率形成機制的改革上與市場化的趨勢作對。當年亞洲金融風暴，就是因為這些國家長期採取固定匯率政策所致，中國應該引以為鑒。相反的思考是：只有當虛擬經濟的市場體系日益龐大起來之後，才可能通過對整個虛擬經濟市場的調節，防範單個市場的投機行為對整體經濟的沖擊。尤在中國大陸經濟高速發展，有經濟增長的“硬底子”來對抗匯率制度改變，並有強大的政府資源時。必須看到，中國是目前全世界少數經濟體系中，有能力應對由固定匯率改為浮動匯率而產生金融危機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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