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種理念之争
關於政府應該在資本市場的發展中起到什麼樣的作用，出現了兩種不同的理念，代表人物分別是漢密爾頓和傑斐遜。在此後兩百多年的市場發展過程中，他們兩人及其追隨者之間的争鬥綿延不絕。
漢密爾頓和傑斐遜同為美國的開國元勳，但是政治理念完全不同，漢密爾頓強調政府在市場中要有一定的主導作用，他鼓勵和扶持紐約的資本市場，而傑斐遜憎惡投機，他把漢密爾頓所熱愛的紐約稱作“人類本性堕落的大陰溝”。
漢密爾頓作為美國聯邦政府的第一任財政部長，對美國早期金融體系的整體設計，對紐約之能夠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產生過重大的影響，他也是美國最大的銀行之一——紐約銀行的創始人，他的墓地與紐約銀行隔街相望。在1792年美國股市發生第一次股災時，他下令財政部大量買進國債，對市場進行支持。此事在當時被政敵誣為進行金融投機，漢密爾頓不得不接受共和黨三位議員組成的調查團的調查。雖然順利過關，但也說明當時人們對證券投機的偏見。
而傑斐遜主義者對市場崩潰總是懷著幸災樂禍的心態，他們非常仇視資本市場中的投機者，認為這些投機者都是罪有應得。傑斐遜主義者的局限性不僅在於他們沒有認識到資本市場的調整和修複是市場經濟發展的最基本規律之一，更為片面的是，他們只看到了資本市場的一些負面效應，認為虛擬經濟不會對實體經濟有積極的作用。而事實上，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都是現代經濟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如果能夠協同發展，對整體經濟實力的增長會起到巨大的推動作用。
漢密爾頓離開歷史舞台後，傑斐遜主義者對市場不聞不問、放任自流的理念占領了主導地位，長達一百多年。在這段時間内，美國資本市場的發展基本上處於市場缺乏監管、政府無所作為、投機盛行、交易所各自為戰的狀態。從1792年《梧桐樹協議》簽訂，到1913年美聯儲成立，這麼長的時間裡，美國居然沒有一家中央銀行。
在政府角色完全缺位的情況下，早期美國的資本市場，不可避免地會有無數市場操縱（俗稱坐莊）醜聞，《偉大的博弈》的前言中說道，“在這段時期，人們還沒有認識到，聯邦政府應該在市場監管方面有所作為，而當時的紐約州政府和市政府都深陷在腐敗的泥潭當中，大部分官員都很容易被金錢買通”。
一部美國金融史，從某個角度看，也是一部金融操縱史。美國資本市場早期比較典型的三個市場操縱者是菲利普斯、杜爾和利特爾。菲利普斯掀開了這部金融操縱史的帷幕，他操縱的對象是早期北美殖民地的貨幣——貝殼串珠，操縱手法是購買大量的貝殼串珠，把它們埋在地下囤積起來，以此減少貨幣的供應量，達到了哄擡貨幣價值的目的。在這個過程中，他一個人實際上起到了中央銀行的作用。而杜爾的操縱手法是利用内部信息。他身為財政部長助理，無恥地利用内部信息來操縱市場，最後以失敗告終，锒铛入獄，身敗名裂。後來，隨著市場的發展，出現了像利特爾這樣的股市操縱者，他們不像杜爾那樣利用公職去操縱市場，而主要利用對一些大的事件進行判斷來投機。可以說，利特爾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市場投機者。當然，他也絕對不會拒絕使用欺騙手段。例如，他會在俱樂部裡假裝掏手絹，故意從口袋裡掉出一個紙條，上面寫著快去買某只股票，別的經紀人都以為他有什麼特殊信息，趕緊去購買，而他借機出倉來獲利。
在金融監管缺位的情形下，市場投機者的破壞力量往往是難以估量的。二十世紀初，在加拿大一夜暴富的投機家海因茲來到華爾街，控制了幾家銀行，開始對銅礦股票的投機操縱，不過他在這裡遭到了老對手的清算，最終反而賠上了老本。然而，對華爾街而言，這並不是一場勝利，海因茲事件引發了銀行擠兌，最終引發了1907年的金融大恐慌。沒有中央銀行，美國政府對此束手無策。所幸J.P.摩根和他的摩根銀行站出來充當了中央銀行的角色，才最終挽救了美國經濟。
當美國從1907年的恐慌中緩過來時，人們才意識到傑斐遜理念差點將這個國家毀掉。於是，漢密爾頓理念又被重拾，1913年，被稱為聯邦儲備體系的美國中央銀行框架終於建立起來。1934年，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成立，美國資本市場才第一次有了監管機構。1987年美國發生股市危機，格林斯潘作為美聯儲的主席登上歷史舞台。從那時到現在的20多年的時間裡，格林斯潘奉行的原則是，在市場出現大規模恐慌的時候，給予一定的支持，具體的做法是美聯儲向銀行提供資金，增加市場的流動性。盡管格林斯潘沒有像200年前的漢密爾頓那樣直接幹預市場，但是他強調了中央銀行在市場中的重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是對漢密爾頓主義的回歸。
南北戰争
1861年到1865年之間發生的南北戰争，對美國的證券市場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南北戰争前，華爾街的債券發行都是通過私募的方式發行的。南北戰争期間，北方的銀行家庫克革命性地向公衆發行戰争債券，使得北方聯邦政府得以迅速地募集到戰争所需要的資金，而百姓也得以把愛國熱情轉化為一種投資，用實際行動來支持北方政府。
庫克的這一創舉對戰争的進程起到決定性的作用，尚未掌握現代資本市場這一重要工具的南方政府，只能依靠大量印鈔來支持戰争費用。這使得南方的通貨膨脹非常嚴重，戰争結束時通貨膨脹率達到了戰前的9000%。這直接影響了戰争的進程和勝負。同時，國債的大量發行，意想不到地催生了華爾街的空前繁榮，並使得美國資本市場的規模進一步擴大。在戰前的1861年，國債的規模是6480萬美元，到1865年戰争結束時，國債的規模達到了28億美元，增幅是40倍。資本市場的投資者占人口的比例也大幅提高，由戰前的1%上升到了戰後的5%。在1865年戰争結束時，紐約交易所的日交易量達到60億美元，經紀人每天可以賺取800-1000美元的佣金，而當時的一般中產階級家庭一年的收入不過是1500美元。南北戰争使得華爾街一躍成為僅次於倫敦的世界第二大資本市場。
第一個轉折點：經紀人的自發革命
華爾街混亂無度、投機盛行的童年期在醞釀著一個很大的變革，它源於一個無序的市場中尋求變革的内生力量。
1870年，華爾街《商務金融報》有這樣一段話，“在這個充滿陰謀的時代，保密成為了成功的一個條件。……公司的財務報表……它顯示了公司收入的來源和數量、每一塊錢的用途、財產的收益、運營、供應、建設和維修所花的成本、公司的負債情況以及整體資金的處置情況，所有這些信息都必須精心編造，以供每個季度公佈出來。”這段話再清楚不過地說明了當時上市公司缺乏誠信、資本市場信息嚴重不對稱的狀況，當時的上市公司根本不需要披露信息，即使披露，信息也完全是虛假的，市場因此極度混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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