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發生在自己身上的真實故事，長久以來對於該事件的深入思考。使得我對風險和不確定性有了更真實的感受。2000年秋天，我所在的城市出現了“爆炸事件”。有人利用國慶前的時間，通過在公共汽車上放置炸彈的手段，在社會制造恐慌情緒。當時已經有幾輛公共汽車出現爆炸，人們總是對於發生在自己身邊的事件給以更多的權重。就像我們關心自己的感冒勝過關心2002年肆孽歐洲大陸的水患。或許是自己從事的行業習慣角度，我習慣給自己身邊的每個事件賦予不同的風險/收益分佈。自己當時很冷靜的認為：1）自己坐公共汽車的概率幾乎為零；2）自己在公共場合長久停留的概率幾乎為零；3）這兩個區域是最有可能發生問題的區域，因為我基本不會去。所以這對我幾乎沒有任何風險性。
一天，我外出辦完事後準備回單位。期間停在了城市最繁華街口的紅綠燈前，對面的商場正在進行著開門前例行的升旗儀式，秋風中升起的國旗、圍觀的群衆、漂亮的升旗小姐，所有的一切都顯得平凡快樂，生活的意義或許就在這裡。
綠燈了，我停在路中間等待改變方向。一聲巨響過後，所有的一切都發生了改變。我扭頭看時，我身外不足一米的女孩子滿臉是血、已開始痛苦的呻吟，爆炸產生的碎片擊中了她的臉部。如果沒有他，現在痛苦的或許應該就是我了。血從她指縫間溢出的情景，一直烙進我的記憶中。與今時想起，依舊如刀劃過肌膚的凜冽……
事件過後很久，我一直在思考。這中間一定存在一些東西是自己沒有認識到的。或許我是一個幸運者，還有機會思考這些問題。事件總是驚人的相似，2001年的三月，我所在的城市再次發生爆炸事件。這其中一幢居民樓成為廢墟；一幢居民樓被由中間分為兩半。期間我在北京工作，當自己再次回到家鄉時，被分為兩半的居民樓依舊在那裡矗立。印入我眼簾的巨大缺口無疑在向我訴說著什麼……。一位朋友告訴我，他認識的一位和我同齡的女孩子就住在樓裡，她的生命已遠離我們。或許這正像米蘭·昆得拉那句很著名的話——生命不能承受如此之輕！
9·11事件時，我在夜裡爬起來收看大廈被撞後的景象。永遠留在記憶中的是幾百米高空隕落的軀體。失重後的身體就像瑟瑟秋風中飄落的落葉，這一刻，莫名的悲怆後，我深深感受到當人類面對意外時，我們不可以把握的東西太多。上面的那段話就是索羅斯先生在9·11事件過後留下的。雙子樓裡面有上千位和我從事同樣行業的人，這些被認為市場精英的同行，長久的市場生存使得很多人可以在很短時間内準確計算出各種可能的風險分佈。但對於自己，或許一直沒有想過發生在自己身上的風險。
9·11事件時，中國證券市場正在經受“銀廣夏事件”的沖擊。不久，美國的“安然事件”也浮出水面，以上的這些都要求我們認真思考我們賴以分析風險的所有一切。或許這中間有很多是我們沒有真正認識到的。
證券市場中的生存就像依靠不完善的航海圖在大海上航行，或是一個人在充滿危機的叢林中孤獨的行走。實際進行的決策，通常比較不在意這樣做是否能夠使自己的滿足感得到最大的提升，而是更多的關心如何避免那些潛意識中“積存”的礁石，是否會出現在我們不確定的地點；或是如何積蓄力量，避免突如其來的襲擊。
轉盤和撲克，與證券市場一起，是研究風險的天然實驗室。當我們屏住呼吸看著白色的小球在旋轉的輪盤上四處彈起；當我們的資金伴隨敲擊的鍵盤在市場中流入流出。我們的心髒同那些數字一起在跳動，也是伴隨著靠機遇而定的各種重要的結果在跳動。
風險管理是科學抑或是藝術？在數學家逐漸把《概率論》從職業賭徒的職業工具發展成管理、诠釋、應用信息的有力武器。伴隨著富有創意的思想逐漸堆積，產生了大量的風險管理技術。在其中明顯形成了兩類對立的觀點：1）堅持認為最好的決策是通過過去模式決定的限制和數據為基礎；2）和決策是基於對未來的不確定性的主觀信仰。其中主要的分歧在於我們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依賴於過去的模式預測未來。我們的生活中充滿了數字，擔憂是我們也忘記了數據僅僅只是工具。數據並沒有靈魂……但現在風險管理的數學驅動工具也孕育了自我湮滅。
我現在一直牢記著索羅斯先生的那段話：我什麼也不害怕，也不害怕丢錢，但我害怕不確定性……
效用函數的内在機制
假定兩個人使用一枚硬幣進行賭博，如果在第一次出現正面，甲將付給乙1元；如果第二次出現正面，甲將付給乙2元；如果第三次出現正面，甲將付給乙4元。以後以此類推……直到出現正面結束遊戲。現在如果你可以向乙購買這項權利，你將會付給甲多少錢？
如果根據《概率論》計算這個遊戲的期望收益，我們會發現遊戲的期望收益是無限大。但在現實生活中，沒有人會以很高的價格來購買這個遊戲，相反很多人會以很少的價錢，比如不到100元的價格來出售這個權利。類似的遊戲在證券市場中也經常出現，著名的期權定價公式就是在這個基礎上衍生出來的。在97年時，曾經有人專門利用類似的公式計算上市公司成長性和市盈率之間的關系。並很認真的指出如果上市公司的成長性達到100%，市盈率將失去作用（具體計算公式可以使用淨現值貼現公式推導得到）！這篇文章發表於97年的《中國證券報》上，其時以（600839）四川長虹為首的績優成長股正處於歷史的高峰。
貝努利先生針對“聖彼得堡悖論”提出了“效用”的概念。並指出了確定一個項目的未來價值不能以其價格為基礎，而應該參照它產生的效用。項目的價格可以由項目本身來決定，它不會因人而改變，但效用取決於評估人的特殊環境。效用的增加應該是自然財富增加百分比的自然對數關系。也就是說如果收益增加了50%，效用將會增加0.405個單位（ln（1+0.5））；如果再增加同等財富，效用只會增加0.288個單位（ln（1+0.33））。
在效用函數的作用下，人們會拒絕公平賭博。公平競争的含義就是在遊戲中參與雙方的預期收入相等。假定兩個人有100元，各自拿出50元作為賭註，通過使用抛硬幣的方式決定輸贏。贏家最後手裡有150元，輸家最後手裡有50元。這個遊戲的期望值為150×50%+50×50%=100，但通過效用函數，我們可以看到：不參加遊戲的效用為ln（100）=4.605。參加遊戲的預期效用為ln(150)×50%+ln(50)×50=4.461。而4.461相對應的確定性結果為86.60（通過公式ln(c)=ln(150)×50%+ln(50)×50計算）。這樣，我們可以看到對於我們來說是“虧損”的遊戲。
實際生活中，不同人對風險的偏好與效用函數並不一致。這樣，通常可以分為風險厭惡、風險中性、風險喜好等類型。如我們曾談到巴菲特先生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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