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巴菲特曾承認伯克希爾有近四分之一的利潤來自於套利，但他非常厭惡承擔太大風險的投機，對金融衍生品非常敵視。他的選股理念很簡單——“買股票就是買公司”。具體來說，說是“買入具有增長潛力但股價偏低的股票，並且長期持有。”
“我們最喜歡的持有期限就是永遠擁有”。巴菲特深信，穩操勝券的投資方法就是長期持有。當年，格雷厄姆將長期投資定義為25年。
從哈撒韋的投資組合來看，巴菲特的股票投資的持股很長，有的甚至是幾十年。而在華爾街股票交易員的眼光時節，長期投資可能只是指半年甚至三個月。對期貨交易員來說，長期投資可能只不過是二三天。
巴菲特從來不看電腦，不關心股票趨勢圖，對華爾街的追漲殺跌漠不關心。為了遠離華爾街的喧嚣，他甯願住在奧馬哈的貧民窟。
“如果這世界上的經濟學家和股評全部死光，對投資界而言一定是件大好事。”巴菲特如是說。他對投機熱潮的回避和厭惡，顯示他與華爾街傳統價值觀念截然不同。
巴菲特如果說華爾街是股票分析師的天下，巴菲特更像是一個企業分析師。他的投資哲學建立在收購企業的基礎之上，而不是為了牟取股票波動帶來的差價。
可以說，巴菲特幾乎是市場波動的局外人，這就是他能夠十年如一日持有吉列、可口可樂等藍籌股的原因。他的投資邏輯是：“我把自己當成是企業的經營者，所以我能成為優秀的投資者；因為我把自己當成投資者，所以我能成為優秀的企業經營者。”
此時的巴菲特，已與華爾街投行或者基金傳統的盈利模式漸行漸遠。
同樣是通過投資致富的世界富翁，索羅斯走得路和巴菲特完全不同，在某種程度上來說，簡直就是直接站在巴菲特的對立面。
除了對深滬股市上市公司海航B（代碼900945）的投資長達近十年外，中國的投資者很難想象他能夠長期持有某個具體的股票倉位。
看一看巴菲特幾十年來的投資清單，會發現其幾乎是恪守價值投資的風格。他就像傳統的猶太人一樣，量力而為，勤儉理財，很少動用投資槓桿。那種瘋狂借貸進行賭博式的投機，更不是巴菲特的風格。
打個比方說，巴菲特的投資風格，就像高山一樣甯靜，定位清晰。而索羅斯的投資風格則有如流水。水無常勢。他有時候像青海湖水一樣平靜，但有時候卻像海水一樣掀起巨浪。
巴菲特的投資理念，是一切從企業的内在價值出發，要研究的不是市場，而是企業本身。最擅長的是買入持有策略。
相反，證券分析師出身的索羅斯，雖然也有一套嚴密的估值標準，但同時又是交易員出身的他，更關註市場的波動，在趨勢向上是跟隨作多，在趨勢下降前反手作空。也就是說，不僅要緊跟市場的流行，還要在流行終結前狙擊沒落的流行，這種投資策略是任何一個投機家都夢想的。
正如索羅斯所言，“我的愛好就在於我並沒有某種特定的，一成不變的投資風格，更準確地說，我得努力使自己的投資方式隨機應變。”
從索羅斯的投資生涯來看，他幾乎是華爾街的夢想——從一個市場交易員、金融分析員、基金操盤手再到基金管理人，一步一步地終於達到巅峰境界。直至今天，索羅斯仍是華爾街投機的領軍人物。
與此同時，索羅斯的投資策略也不斷變化，所承擔的風險也在不停變化。
1966年，索羅斯成立的第一只基金——首鷹基金，是長期投資基金，期望在上漲的行情中獲利。
不過，他在1969年創建的第二只基金——雙鷹基金，則開始了套頭交易，這基本上是現代對沖基金的雛形。
到1970年，索羅斯與吉姆·羅傑斯攜手，開始了價值發現的投資策略，在被公衆低估的銀行股、能源股、軍工企業等股票上做多，以眼光獨特而大賺其錢。
進入上世紀80年代，索羅斯與羅傑斯分道揚镳，量子基金開始在全球套利，宏觀投資成為壓倒性的主旋律。量子基金因此成了對沖基金的領頭羊，業績也開始出現大起大落。
進入新世紀後，對沖基金受到全球資本管制的擠壓，盈利空間縮窄，索羅斯轉身投入房地產等工業資產。
對這一系列的變化，索羅斯的解釋是“我應該這樣說我並非依照某一套指定的規則來施展拳腳，相反，我要在這種遊戲的規則中尋找某種富有活力的變通。”
索羅斯這種變通的投資風格，源於其導師奧地利哲學家卡爾·波柏的影響。波柏認為，“任何一個人都掌握不了終極的真理，人們對世界的理解天生就是不完美的，完美的社會是不可能達到的。”
正因如此，索羅斯認為，人對金融市場的理解也不是完美的。於是，他形成了自己對判斷金融市場的獨特理論體系：可錯性、反射和開放社會。
作為索羅斯投資理論的核心部分，反射理論是指市場和投資者形成的互動影響。投資者的預期和市場趨勢互為因果，市場出現偏差，他的預測是嘗試性的，所進行的投機活動是一種實驗，因此他的預測活動幾乎是定性的和互為因果的，而他的投機活動總處於根據變化所作的動態調整中。
由於具有歐洲背景，索羅斯很早就對全球金融市場感興趣，並因此成為華爾街之中最早投資於美國市場以外的基金之一。加上開放社會基金會的全球佈網，使他比別的投資家更能掌握世界經濟的跳動脈搏。
雖然巴菲特對美國乃至世界經濟運行趨勢頗具眼光，但是他基本上不會像對沖基金一樣，在全球金融市場上興風作浪。但是，索羅斯則樂此不疲。
只要有利可圖，無論是做多還是做空，無論是股票、債券、貨幣甚至是商品資產，索羅斯都不會輕易錯過，有時候甚至會利用槓桿作用，將賺錢效應放大到極致。
第三節：鋪滿鮮花的陷阱
索羅斯和巴菲特都認為市場是無效的。
巴菲特認為，如果市場是有效的，他現在還在曼哈頓大街上乞讨。
索羅斯不相信證券市場是有效率的，認為市場經常是錯的，而且它是在盛衰循環中運行的。
當巴菲特忙著尋找能持續經營幾十年的公司之時，索羅斯則在全球搜索出現價值偏差的市場機會，尤其是那些進入繁榮/衰敗序列的金融市場。
“羊群效應是我們每一次投機能夠成功的關鍵的，如果這種效應不存在或者相當微弱，幾乎中以肯定我們難以成功。”索羅斯認為，當羊群效應出現時，追隨趨勢行為加劇，市場的偏差會自我強化，從過度泡沫發展到過度超跌，最終形成市場的大起大落。索羅斯的投資策略便是尋找市場從大起到大落的轉折點。
簡而言之，索羅斯追求的是對“時點”的準確預測。在1992年的英國英鎊危機、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之中，索羅斯都是選擇市場泡沫破滅的前夕，加入到擠泡沫的行列。
索羅斯認為，市場上流行的證券分析理論和反射理論最大的不同是，前者可能在99%的時候有效，只有在１%的時候失敗，而他比較關心那個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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