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動匯率問世的歷史雖然短暫，但卻極大地影響了人們對一個問題的普遍認知，即：在經濟體系中，什麼才是永遠正常而合理的。最近，以中國為抨擊靶子的美國參議員查爾斯·舒默(Charles Schumer)和林塞·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理所當然地寫道：“自由貿易的基本原則之一就是，匯率應該是浮動的。”
在20世紀70年代之前，這一“原則”在多數經濟學家的眼中一定是荒謬而怪誕的。在此之前的2500年中，跨境接受的貨幣通常都是黃金，或是可以兌換黃金的憑證。即便是強烈主張消除“商品貨幣”最後-殘餘的經濟學大師——約翰&S226;梅納德&S226;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也是固定匯率的堅定擁趸。
浮動匯率已成為極端的週期性不穩定根源，在一些本幣不被國際交易接受的國家造成了一次又一次的貨幣危機，並通過美元資本的進口，加劇了這些國家資產負債表的失衡。恒定匯率和浮動匯率制下，資本流存在根本性的差異，這在當今全球化時代的幾十年之前，就已為人們熟知了。正如弗裡德裡克&S226;哈耶克(Friedrich Hayek)在1937年的一次演講中指出，在固定匯率下，“短期資本運動的效果，一般都會減弱實際波動的幅度……然而，如果匯率實現浮動，資本運動將趨向與最初原因同方向運動，從而使波動加強。”在一戰和二戰之間，伴隨金本位體系的崩潰，資本流的行為出現了根本性的變化，準確地印證了上述邏輯。
貨幣民族主義者認為，各國理所當然都應擁有自己的紙幣，而且不應浪費資源持有黃金或硬通貨儲備。而如同全球化方面最知名的經濟學家批評者約瑟夫&S226;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所做的那樣，貨幣民族主義者最終必將要求實施資本控制，以防止人們幹擾政府對國家信貸環境的控制。但哈耶克認為，政府無法止步於此，因為“旨在有效防止資本外流的匯率控制，必將包括對外貿的完全控制，因為在進出口信貸方面的任何變化，都必然意味著一種國際性的資本運動。”
的確，這就是阿根廷自2002年放棄釘住美元匯率制以來選擇的道路。自從勾銷了價值800億美元的債務（約占名義價值的75%）之後，阿根廷政府一直在採取前所未有的強硬幹預手段，以削弱阿根廷人保護私有存款和從事外貿活動的能力。
2003年，阿根廷政府採取資本及國内價格管制措施，目的是將匯率保持在低位，同時抑制相關政策導致的通脹上升勢頭。2004年，管制的範圍擴大至能源行業，包括對石油和天然氣徵收出口稅並實施部分出口禁令。2005年，阿根廷政府強制企業將其多數國外收益兌換為比索，並限制個人為投資國外而購買的外匯金額。2006年，為扼制每月超過1%的通脹升幅，阿根廷總統内斯托爾&S226;基什内爾(Nestor Kirchner)要求商家“自願”對大約300種商品實施價格凍結，目標是那些構成官方消費者價格指數(CPI)的成分商品，並將出口禁令擴大至牛肉等其它產品上。
阿根廷的情況，極好地證明了哈耶克的擔憂，即：貨幣民族主義的蔓延，只可能導致國際經濟和政治沖突進一步加劇。自2002年比索貶值以來，就歐洲的債券持有人和企業直接投資者的資產被剝奪的問題，阿根廷政府與歐洲國家沖突不斷；而阿根廷人民已從内心深處反對美國、反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反對全球化。
在佈雷頓森林體系(Bretton Woods)時代之前，人們都明白，貨幣民族主義將會從根本上改變資本自然流動的方式，因此，國際社會形成了一種良性的經濟秩序，而靈活的匯率機制則必然會對這一秩序造成嚴重破壞。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形成的全球貨幣秩序，目前成了全球化的最大軟肋。
我們應該怎麼辦呢？實際上，對於那些本幣不被外國人接受的國家，它們應該放棄自己的貨幣。當今世界是不兌現貨幣的世界，這些貨幣都沒有黃金或白銀作為支撐。在這樣的情況下，美元化成為安全進行全球化的唯一途徑。所謂美元化，即放棄小幣種貨幣，轉而使用美元、歐元或其它獲得國際認可的貨幣。
當然，國際認可貨幣的地位並非與生俱來；此外，倘若的中國和其它擁有大量外匯儲備的央行對美元的貶值感到無法忍受，那麼，我們將無法有效確保“全球失衡”的安全釋放。中國目前已經擁有逾1萬億美元外匯儲備。屆時，我們或許可以採用數字化“商品貨幣”。目前已經出現了黃金銀行，它允許客戶在全球範圍内使用數字黃金付款和收款。數字黃金是一種電子貨幣形式，由客戶所存的黃金為擔保。隨著美元匯率的下跌，這種業務近些年來迅速增長。
將在地球上存在2500年之久的商品貨幣進行數字化，可能聽上去有些激進和難以置信，但它最終或許會證明，這種做法的可持續性，遠遠超過近35年來實行的貨幣主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