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羅斯批判

實際上，沖擊一個國家金融市場代價最小收益最大的途徑，便是在這一地區經濟泡沫到達瘋狂狀態的時候。

導致泡沫經濟容易破碎的根源是什麼呢？表面現象是供求關系的改變導致繁榮到衰敗的轉變，但根源卻是市場的放任，導致金融市場創新速度和監管工具的脫節，為市場的非理性波動埋下導火索。

世界著名政治經濟學家蘇姗·斯特蘭奇將當代資本主義比作一個規模宏大的“賭場”，世界上每一個人都是這座“賭場”裡不情願的賭客。

斯特蘭奇指出，科學技術的創新、尤其是因特網和計算機芯片技術的出現，使金融投機和金融風暴轉瞬間成為可能。像索羅斯從東南亞轉移幾十億美元只用了短短幾秒鐘的時間。

全球化越來越像一把雙刃劍。在對外資的争奪戰中，很多國家品嘗到金融大開放帶來的快樂大蛋糕。但卻對因此而來的地產泡沫、高額赤字乃至資金外逃視而不見。這似乎是一場透支快樂的狂歡，人們必須為無節制的金融自由化付出代價。

是誰將狂歡者——其中包括某些國家的央行行長，或許是一國元首——從經濟增長夢幻中叫醒的人呢？是索羅斯。

痛苦的90年代，國際金融體系遭遇狙擊，金融危機頻繁爆發——

1992年的英國英鎊危機，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機，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以及1998年的俄羅斯金融危機和巴西金融危機。每一次危機的背後，都是舉國上下財富縮水，而索羅斯卻從這些國家經濟的廢墟上踩過，手裡如海盜般拎著滿滿的錢袋。

不過，索羅斯和18世紀荷蘭海盜最大的不同，是他合法行事。雖然英國人稱其為“吸血鬼夏洛克”，馬來西亞前總理馬哈蒂瓦罵其為“帶有很多錢的白癡”，泰國人聲稱要將他繩之於法，但這並不妨礙索羅斯繼續靠尋找“雞蛋上的縫隙”來賺錢。

“金融市場有自己的運行規則，一個國家的金融體系有漏洞，肯定會出現問題，由於我而出現一些情況，只能說明這個國家金融體制的不完善，這與道德和愛心沒有關系。”在參與一次又一次金融大屠殺之後，索羅斯給自己找到這樣的下台階。

尋找制度的缺陷，玩轉遊戲規則，合法地致富，這是就是索羅斯們在全球資本市場“掠奪”的慣用伎倆。他們的戰車，是資金龐大到所向披靡的對沖基金，手中的武器，則是令世人難以捉摸的衍生工具和複雜精密的數量模型。

索羅斯，則是全球對沖基金的“教父”，是金融體系麻煩制造者群體中的頭號人物。

對沖基金的第一場震驚世界的戰役，是1992年索羅斯發動的狙擊英磅之戰。那一年，英國被迫退出歐洲匯率穩定機制，索羅斯則成了“打敗英格蘭銀行的人”，戰果是駭人的10億美元。

雖然當時全世界對索羅斯的暴富大為渲染，並引起國際金融體系對對沖基金監管不嚴的恐慌，但是，各國似乎並未能夠找到真正對抗索羅斯們的法寶。

銀行家的一籌莫展，導致的直接結果是，英國央行行長不是最後一個被對沖基金挫敗的央行行長。墨西哥、泰國、印尼、俄羅斯、巴西、阿根廷等國的央行行長，在對沖基金肆虐下，一個又一個低下了高貴的頭。

下一個備受考驗的央行行長會來自何方呢？

是中國嗎？

索爾斯、默頓、穆林斯（DavidMullins，前哈佛教授，曾任美國財政副部長、聯邦儲備局副主席）三人1994年參與管理長期資本管理基金，曾被金融界稱為“夢幻組合”，但長期資本基金在1998年仍因風險失控而一度瀕臨破產。如果不是巴菲特和索羅斯等華爾街巨子出手挽救，國際金融體系可能面臨崩潰的風險。

美國股神巴菲特和投資師林奇都認為，金融衍生工具的存在毫無意義。巴菲特甚至預言——衍生工具、對沖基金缺乏有效監管，遲早——未來10年内——帶來災難性金融地震。

曾經多次在金融市場的崩潰中斬獲甚豐的索羅斯，更是預言：全球資本主義體系即將瓦解。因為金融市場天生就是不穩定的。

即使早已在金融的駭浪中練就一身鐵骨的西方發達國家，都無法抵抗來自國際遊資的沖擊，而剛剛從資本市場的遊泳池學會“狗扒式”的中國，卻正在加快金融市場開放步伐。金融風險隨之而加劇。稍來不慎，很可能在引狼入室之時，遭到狼群的攻擊。

自從2000年加入WTO以來，中國經濟對出口的依賴程度越來越高，外貿依存度超過五成，遠遠高於美國和日本等發達國家。世界經濟打個噴嚏，中國經濟難免要傷風。如果未來真的爆發全球性金融危機，中國金融體系很難像上世紀末那樣獨善其身。

“中國所面臨的金融風險主要是加入WTO以後，中國要向世界開放它的金融體系。”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索爾斯認為，“中國經濟中起主導作用的是非金融經濟。這就意味著中國加入WTO後，面臨的風險就是要面對世界其它國家和地區的金融經濟競争。因此，必須花時間學習在加入WTO以後如何進行金融經濟領域的競争。在這一過程中，中國需要支付一定的代價。”

當外資銀行在2006年全面進入中國之後，中國銀行業必須展開肉搏戰的對手，是規模巨大、治理結構優良、信用程度高、全球佈局的全能銀行。

中資銀行還必須面對新的困境：政策優勢逐漸喪失，優質客戶加速流失，高級人才流失以及對金融衍生品交易的陌生。

更艱難的是，中資銀行習慣了在分業經營和分業監管的“鳥籠”中生存，一旦獲得了在天空翺翔的自由，會不會已經不知道該怎樣飛翔呢？

由於國際石油價格暴漲，帶動金屬等國際大宗原材料價格飙升，習慣於在現貨市場購買原材料的中國企業，對此幾乎是束手無策。

中國企業生產成本遠遠高於國際同行。因為跨國公司不僅早就與原材料供應商簽訂長期休供貨合約，更主要的，他們還按規則運用期權鎖定利潤。但是，在國際期貨市場上，中國僅有屈指可數的幾家國有大型企業能夠參與衍生品的保值交易。

對金融衍生品交易採取逃避的態度，長期的結果，是中國經濟的命運將捏在人家的手中。

2003年，中國消耗了全球新增石油的30%，全球鋼材的30%，水泥的40%和全球直接投資資本的25%。但是，卻未能掌握這些大宗原料的定價權。這種困境直接後果是，當中國需要大宗購買時，國際供貨商便趁機擡機，而中國需求減弱時，產品價格隨之低走。

參與世界期貨市場交易，讓中國企業在原材料交易中擁有一定的話語權，此舉與其說是金融創新，不如說是中國金融市場對外開放過程中的必然途徑。無奈之下，中國推出了燃油期貨，並大大放寬了企業參與期貨交易的限制。

2004年8月，雲鋁股份、焦作萬方、宏達股份等一批國企獲得從事境外期貨交易的資格，意味著中資企業開始要在衍生品交易中與索羅斯等對沖基金交手。

其實，中資企業早已在香港股市與索羅斯們過招，結果是各有勝敗。但是，可以預見，很快在深滬股市，投資者也將見到類似索羅斯般的基金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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