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羅斯批判

2011-08-18 08:55:26

實際上,沖擊一個國家金融市場代價最小收益最大的途徑,便是在這一地區經濟泡沫到達瘋狂狀態的時候。

導致泡沫經濟容易破碎的根源是什麼呢?表面現象是供求關系的改變導致繁榮到衰敗的轉變,但根源卻是市場的放任,導致金融市場創新速度和監管工具的脫節,為市場的非理性波動埋下導火索。

世界著名政治經濟學家蘇姗·斯特蘭奇將當代資本主義比作一個規模宏大的“賭場”,世界上每一個人都是這座“賭場”裡不情願的賭客。

斯特蘭奇指出,科學技術的創新、尤其是因特網和計算機芯片技術的出現,使金融投機和金融風暴轉瞬間成為可能。像索羅斯從東南亞轉移幾十億美元只用了短短幾秒鐘的時間。

全球化越來越像一把雙刃劍。在對外資的争奪戰中,很多國家品嘗到金融大開放帶來的快樂大蛋糕。但卻對因此而來的地產泡沫、高額赤字乃至資金外逃視而不見。這似乎是一場透支快樂的狂歡,人們必須為無節制的金融自由化付出代價。

是誰將狂歡者——其中包括某些國家的央行行長,或許是一國元首——從經濟增長夢幻中叫醒的人呢?是索羅斯。

痛苦的90年代,國際金融體系遭遇狙擊,金融危機頻繁爆發——

1992年的英國英鎊危機,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機,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以及1998年的俄羅斯金融危機和巴西金融危機。每一次危機的背後,都是舉國上下財富縮水,而索羅斯卻從這些國家經濟的廢墟上踩過,手裡如海盜般拎著滿滿的錢袋。

不過,索羅斯和18世紀荷蘭海盜最大的不同,是他合法行事。雖然英國人稱其為“吸血鬼夏洛克”,馬來西亞前總理馬哈蒂瓦罵其為“帶有很多錢的白癡”,泰國人聲稱要將他繩之於法,但這並不妨礙索羅斯繼續靠尋找“雞蛋上的縫隙”來賺錢。

“金融市場有自己的運行規則,一個國家的金融體系有漏洞,肯定會出現問題,由於我而出現一些情況,只能說明這個國家金融體制的不完善,這與道德和愛心沒有關系。”在參與一次又一次金融大屠殺之後,索羅斯給自己找到這樣的下台階。

尋找制度的缺陷,玩轉遊戲規則,合法地致富,這是就是索羅斯們在全球資本市場“掠奪”的慣用伎倆。他們的戰車,是資金龐大到所向披靡的對沖基金,手中的武器,則是令世人難以捉摸的衍生工具和複雜精密的數量模型。

索羅斯,則是全球對沖基金的“教父”,是金融體系麻煩制造者群體中的頭號人物。

對沖基金的第一場震驚世界的戰役,是1992年索羅斯發動的狙擊英磅之戰。那一年,英國被迫退出歐洲匯率穩定機制,索羅斯則成了“打敗英格蘭銀行的人”,戰果是駭人的10億美元。

雖然當時全世界對索羅斯的暴富大為渲染,並引起國際金融體系對對沖基金監管不嚴的恐慌,但是,各國似乎並未能夠找到真正對抗索羅斯們的法寶。

銀行家的一籌莫展,導致的直接結果是,英國央行行長不是最後一個被對沖基金挫敗的央行行長。墨西哥、泰國、印尼、俄羅斯、巴西、阿根廷等國的央行行長,在對沖基金肆虐下,一個又一個低下了高貴的頭。

下一個備受考驗的央行行長會來自何方呢?

是中國嗎?

索爾斯、默頓、穆林斯(DavidMullins,前哈佛教授,曾任美國財政副部長、聯邦儲備局副主席)三人1994年參與管理長期資本管理基金,曾被金融界稱為“夢幻組合”,但長期資本基金在1998年仍因風險失控而一度瀕臨破產。如果不是巴菲特和索羅斯等華爾街巨子出手挽救,國際金融體系可能面臨崩潰的風險。

美國股神巴菲特和投資師林奇都認為,金融衍生工具的存在毫無意義。巴菲特甚至預言——衍生工具、對沖基金缺乏有效監管,遲早——未來10年内——帶來災難性金融地震。

曾經多次在金融市場的崩潰中斬獲甚豐的索羅斯,更是預言:全球資本主義體系即將瓦解。因為金融市場天生就是不穩定的。

即使早已在金融的駭浪中練就一身鐵骨的西方發達國家,都無法抵抗來自國際遊資的沖擊,而剛剛從資本市場的遊泳池學會“狗扒式”的中國,卻正在加快金融市場開放步伐。金融風險隨之而加劇。稍來不慎,很可能在引狼入室之時,遭到狼群的攻擊。

自從2000年加入WTO以來,中國經濟對出口的依賴程度越來越高,外貿依存度超過五成,遠遠高於美國和日本等發達國家。世界經濟打個噴嚏,中國經濟難免要傷風。如果未來真的爆發全球性金融危機,中國金融體系很難像上世紀末那樣獨善其身。

“中國所面臨的金融風險主要是加入WTO以後,中國要向世界開放它的金融體系。”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索爾斯認為,“中國經濟中起主導作用的是非金融經濟。這就意味著中國加入WTO後,面臨的風險就是要面對世界其它國家和地區的金融經濟競争。因此,必須花時間學習在加入WTO以後如何進行金融經濟領域的競争。在這一過程中,中國需要支付一定的代價。”

當外資銀行在2006年全面進入中國之後,中國銀行業必須展開肉搏戰的對手,是規模巨大、治理結構優良、信用程度高、全球佈局的全能銀行。

中資銀行還必須面對新的困境:政策優勢逐漸喪失,優質客戶加速流失,高級人才流失以及對金融衍生品交易的陌生。

更艱難的是,中資銀行習慣了在分業經營和分業監管的“鳥籠”中生存,一旦獲得了在天空翺翔的自由,會不會已經不知道該怎樣飛翔呢?

由於國際石油價格暴漲,帶動金屬等國際大宗原材料價格飙升,習慣於在現貨市場購買原材料的中國企業,對此幾乎是束手無策。

中國企業生產成本遠遠高於國際同行。因為跨國公司不僅早就與原材料供應商簽訂長期休供貨合約,更主要的,他們還按規則運用期權鎖定利潤。但是,在國際期貨市場上,中國僅有屈指可數的幾家國有大型企業能夠參與衍生品的保值交易。

對金融衍生品交易採取逃避的態度,長期的結果,是中國經濟的命運將捏在人家的手中。

2003年,中國消耗了全球新增石油的30%,全球鋼材的30%,水泥的40%和全球直接投資資本的25%。但是,卻未能掌握這些大宗原料的定價權。這種困境直接後果是,當中國需要大宗購買時,國際供貨商便趁機擡機,而中國需求減弱時,產品價格隨之低走。

參與世界期貨市場交易,讓中國企業在原材料交易中擁有一定的話語權,此舉與其說是金融創新,不如說是中國金融市場對外開放過程中的必然途徑。無奈之下,中國推出了燃油期貨,並大大放寬了企業參與期貨交易的限制。

2004年8月,雲鋁股份、焦作萬方、宏達股份等一批國企獲得從事境外期貨交易的資格,意味著中資企業開始要在衍生品交易中與索羅斯等對沖基金交手。

其實,中資企業早已在香港股市與索羅斯們過招,結果是各有勝敗。但是,可以預見,很快在深滬股市,投資者也將見到類似索羅斯般的基金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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