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書引言

    引言

    不謀全局者不足以謀一域，不謀萬世者不足以謀一時。——\[清\]陳澹然《寤言二遷都建藩議》

    千年未遇之變局

    經濟全球化是當今世界的主要趨勢。經過改革開放以來近三十年的迅猛發展，特別是加入WTO之後，中國經濟被納入到了全球化的大循環當中，已經日益成為世界經濟的重要參與者。

    中國元素、中國力量和中國崛起，正在成為當今世界的主要亮點，吸引著全世界的眼球。作為大國崛起的中國，最令人矚目的，應當是其城市的崛起。

    中國的國家競爭力，尤其體現在城市的國際競爭力上。在中國所發生的城市之巨變，同時也在改變著世界的文化格局。可以說，在人類的歷史上，還沒有哪一個國家曾經歷過當今中國所經歷的城市化大潮，這不僅是中國千年未遇之變局，也是人類城市發展史上千年未遇之變局。

    根據世界銀行《1997年世界發展報告》所提供的資料顯示，1995年中國人均GNP為620美元，城市化率為30%，同年人均GNP在500~730美元之間的11個國家平均城市化率為42.5%；如果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人均GNP為20920美元，同年人均GNP在20000~30800美元之間的19個國家平均城市化率為50.8%；中國城市化水平對世界標準模型的偏差在12~21個百分點之間。也就是說，中國的城市化有很大的提升潛力空間等待釋放。1990~2000年，中國城市化水平從18.96%提高到36.1%。按照國際經驗，當城市化水平達到30％的臨界值時，將進入加速城市化階段。截至2005年，中國的城市化率已經達到43%，城鎮人口為5.2億。中國的城市化率年均增長1個百分點，到2020年城市化率將達到60%，到2050年之前將達到70%~75%，這是21世紀上半葉中國經濟發展與社會轉型的主題。也就是說，從現在起還要有八億多農民轉變為城市居民，這是人類歷史上規模空前的社會轉型，中國成為世界城市化的重要推進器。

    在21世紀世界發展中，中國實施城市化戰略的行動，越來越受到國際社會的關註，其意義早已超越國界。“沉舟侧畔千帆過”，在全球化背景下，百舸爭流的中國城市發展格局正在重新洗牌，一些城市通過戰略創新而主動融入全球化，成為富有競爭力的國際化城市；一些城市在故步自封中被邊緣化，甚至出現發展停滯和衰落之相。轉型期的中國，面臨著衆多的機遇與挑戰。隨著發達國家和地區新一輪產業結構的調整，中國成為傳統制造業的承受地，成為“世界工廠”，從而能在較短的時期內完成工業化過程，使絕大多數地區邁入工業化社會，進而改變著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和城鄉空間結構。由於中國幅員遼闊，各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懸殊，東、中、西“三個中國”存在明顯的並在繼續擴大的發展梯度。同時，反梯度的市場化力量也在試圖打破既有的城市格局，通過形成城市圈、城市群乃至城市帶，抱團發展，合縱連橫，提升城市與區域的競爭力。

    在東部中國，“珠三角”、“長三角”和環渤海地區的城市體系已經開始進入到網路化的高級階段，領跑中國經濟，並正成為世界城市體系中的重要影響力量，甚至是未來的領導力量。在中部中國，隨著東部地區產業轉移和“中部崛起”戰略的實施，中部的大、中城市也進入到快速發展階段，大武漢等中部城市圈正在崛起。在西部中國，區位相對偏遠而資源極其豐富的諸多城市，經濟發展水平遠遠落後於全國平均水平，城市化進程也比較緩慢，但那些大型的區域性中心城市卻有可能在其廣大的腹地里獨享雨露陽光，成為參天大樹。這應該感謝信息時代的到來——正是因為信息革命，才給了西部中國的大型中心城市融入全球化進而異軍突起的機會，使其成為全球資本進入西部中國的重要門戶，從而充分發揮其後發優勢。

    這就是信息時代中國城市發展格局的基本圖景。城市之間的競爭日益加劇，城市必須在合縱連橫當中找準自身的戰略定位，制定好“航海圖”，才有可能在百舸爭流的城市競爭格局中脫穎而出。

    中國城市大洗牌。中國要用幾十年的時間走完西方上百年的城市化之路，機遇與挑戰並存，當下的中國，正在演繹著21世紀最為激動人心的“城變”。在這前所未有的迅猛的城市化浪潮中，城市的變革正在加速，湧現出諸如“特區熱”、“開發區熱”、“招商引資熱”、“城市形象熱”、“花園城市熱”、“優秀旅遊城市熱”、“新城區熱”、“房地產開發熱”、“經營城市熱”、“宜居城市熱”、“魅力城市熱”、“城市營銷熱”等層出不窮的“城變”熱潮。“亂花漸欲迷人眼”，其中不乏成功之道，也不乏失敗的教訓。過於迅猛的城市化浪潮中難免泥沙俱下，出現各種問題。

    應當說，在中國通往城市化的道路上，面臨著更多的難題與陷阱。比如：城市定位不清，沒有城市靈魂，千城一面的同質化發展問題；僅停留於城市表面形象的包裝，動辄大興土木建設大而不當的廣場等政績工程而缺乏產業造血能力，城市形象上去、綜合實力下來的問題；片面強調工業化，盲目追求規模速度，唯GDP至上，城市GDP上去、城市地位下降的問題；城市建設破壞城市優秀的歷史傳統，片面追求現代化或言必稱西、崇洋媚外，喪失城市歷史文脈的問題；大躍進、攤大餅式的城市化以及城鄉發展脫節，城鄉二元結構的問題；……

    盤根錯節的問題，困擾著在生存與發展中處於兩難境地的人們。可以說，在中國的政治與經濟體制下，城市的發展或多或少都呈現出一種英雄主義的特徵，城市的戰略決策者，也就是城市領航者的角色至關重要。如果領航者沒有全球化的戰略視野，沒有差異化競爭、尋找個性化的城市戰略定位的意識，就難以找到符合客觀規律和區域實際情況的城市變革之道。改革開放近三十年來，東部中國的城市憑借區位優勢和先發優勢，通過“三來一補”、“兩頭在外”等外向型經濟發展模式，率先實現了超常規發展。

    從“珠三角”到“長三角”，再到環渤海，諸如廣州、深圳、東莞，上海、昆山、寧波，天津、青島、大連，這些備受外資青睞的時代宠兒們，正在迅速成為世界工廠，成為外資進入中國的橋頭堡和大本營。概而言之，開發開放至今，中國經濟的發展模式基本上是外資驅動為主、投資拉動為主和以工業化為主導，是一種典型的外源式經濟發展模式，通過連續二十多年的高速增長，創造了聞名世界的“中國奇迹”。

    一時間諸如“深圳速度”、“上海崛起”、“昆山模式”等激動人心的城變傳奇，似乎已成為中國崛起的代名詞，成為國內衆多城市爭相效仿、頂禮膜拜的偶像。然而，進入21世紀的中國，已經面臨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戰。資源與環境的內憂，加上WTO與國際貿易的外患，迫使中國經濟和社會必須實現戰略轉型，這是繼1978年改革開放之後的又一次重大歷史轉折。也就是說，持續了近三十年的發展模式已經難以為繼了，必須實現由外源型經濟發展模式向內源型經濟發展模式的轉型——中國別無選擇。

    應該看到，從“十一五”開始，中國的國家戰略發生了重大變化，落實科學發展觀，構建和諧社會，成為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主旋律。這就意味著，在中國廣大的中西部地區，尤其是最為落後的西部地區，那些還做著“西部浦東”夢和“西部昆山”夢的城市們，應當醒過來了。必須面對現實，腳踏實地，在“中國方式”中，探索符合自身實際的“西部模式”。如果沒有這種原創精神，中國廣大西部地區的城市就不會有真正的希望；如果中國廣大西部地區的城市不能真正發展，中國的大國崛起之夢又何以實現？這是我們無法回避的歷史命題。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之下，我們不無驚喜地發現：在中國，在西部地區，有一個雄心勃勃的城市，正在探索著一種“很中國、很西部”的城市發展模式，它就是具有悠久歷史與灿爛文化的傳統城市——成都。

本文摘自《城變——一個中國傳統城市的細胞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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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成都“破蛹化蝶”的全景呈現，城市再造、戰略經營的當代範本，和盤託出一個中國傳統城市經歷驚世之變中的社會經濟學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