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谷底(1)

　　雖然戰局艱難，犧牲巨大，但中華民族最終贏得了一場百餘年來從未有過的偉大勝利。這場偉大的勝利，是世界人民輝煌的反法西斯勝利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因此，戰後的中國，堂堂正正地成為了世界大國。第二次世界大戰行將結束的時候，同盟國的領袖們就開始構思戰後維護世界和平的“聯合國”體制。美國總統羅斯福認為，美、蘇、英、中四國在戰爭中不但為自己的國家流血，還為其他的國家作了無法計數的犧牲，應該是戰後國際事務中最具權威的發言者。《大西洋憲章》、《聯合國宣言》、《聯合國憲章》、《世界人權宣言》等國際文件上，中國是第一批簽字國。戰爭後期，蔣委員長與美國總統羅斯福、英國首相邱吉爾、蘇共書記斯大林一起，頻頻亮相於國際舞台，俨然國際巨頭。戰爭結束後，作為聯合國的創建者之一、安理會五大常任理事國之一，中國人出盡風頭。

　　這是何等的風光！自中國人與西方列國打交道以來，何曾有過這般風光？1840年以來，中國人在一場“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中，嘗盡人間屈辱。如今，終於有了絕地而起的機會。

　　對於戰敗國日本，中國人表現了大民族的大胸懷，放棄巨額戰爭賠償，即為大國風範之明證。甲午之戰，庚子之約，日本人曾經向中國政府索取了巨額的賠款，在臺灣、東三省等被佔領土上，更是有著無情的掠奪，全面侵華戰爭給中國造成的全部經濟損失當在數千億美元，無論從民族感情上還是按國際慣例，向日本人索取賠款，都天經地義，但中國政府除了接受在華領土上日產之外，放棄了其他要求。蔣介石在日本正式宣佈投降當天的一篇演講中，展現了一個大國的浩蕩之風：

　　我中國同胞們必知“不念舊惡”及“與人為善”為我民族傳統至高至貴的德性。我們一貫聲言，只認日本黩武的軍閥為敵，不以日本的人民為敵；今天敵軍已被我們盟邦共同打倒了，我們當然要嚴密責成他忠實執行所有的投降條款，但是我們並不要報復，更不可對敵國無辜人民加以污辱，我們只有對他們為他的納粹軍閥所愚弄所驅迫而表示憐憫，使他們能自拔於錯誤與罪惡。要知道如果以暴行答复敵人從前的暴行，以奴辱來答复他們從前錯誤的優越感，則冤冤相報，永無終止，決不是我們仁義之師的目的。

　　然而，有理智的人一眼就能看出，中國的大國身份，更多地存在於理論之中。以當日中國的國力以及在國際上的真實地位，極難與美、蘇、英等大國比肩；放棄賠款，不過是故作姿態之舉。二百年來，這個龐然大國所遭受的內傷和外創，過於沉重，雖然革新的機會此時已經來臨，但片刻之間，仍然難以振作。這個苦難太多的國家，在政治、經濟、風紀、法度、道德等方面，仍然處在深溝谷底。

　　國民政府對淪陷區的接收工作，一片混亂，政治的黑暗，道德的淪喪，官員的堕落，於此中一覽無餘。在日本宣佈投降、接收大軍尚未進入的這段時間，全部淪陷區處於“真空”狀態，社會治安大亂，盜匪橫行。既無精神準備更無實際預案的國民政府，對此束手無策，只有放任各路接收大軍，以比盜匪更為兇惡更為猙獰的面目，湧入淪陷區，接收變成了“劫收”。

　　國民政府的接收並無統一佈置，而是分多條線進行。中央軍事委員會、國民黨黨部、政府機關、各武裝部隊、地方政府紛紛在淪陷區設立接收機構，各類接收名目如“敵僞機關及資產接收委員會”、“不動產處置委員會”、“敵僞侵占平民工商企業處置委員會”等等，令人眼花缭亂。各個接收機構的背後都有著背景深厚的利益集團，彼此之間爭奪激烈，在有的地區甚至以武力相向。手中有槍者，最為神氣，他們可以搜捕賣國投敵分子為名，“接收”各種財富。最倒黴的，當然是普通的老百姓，他們個人的私產，往往也被“接收”。

　　在湖南嶽陽，接收軍隊於每天黃昏宣佈全城戒嚴，以便將各種物資轉運到外地，日軍在該城所建工廠的機器全部被變賣一空；在安徽蕪湖，警察局長和他的下屬監守自盜，把國家倉庫內的大米賣到外地；在上海，閘北警察局長伙同其他商人將被查封的專賣物資白糖整船整船地賣掉；在北平，僅有五分之一的日僞財產入庫。黨、政、軍等各方官員三“洋”開泰——捧西洋、罵東洋、搶大洋——之外，更是“五子登科”——金子、車子、女子、房子和票子照單全收。

　　大小官員們的忘乎所以，讓有識之士大為擔心。有人提示蔣委員長，像這樣下去，雖收复國土，將喪失人心！但蔣委員長此時也一籌莫展。偉大的“光复”正在轉變為“勝利的災難”。

本文摘自《從絕望中找到希望》

---

　　 本書從管理的角度，以細節的眼光審視歷史，以哲學的高度評說得失。分析了1750——1950年這個時間段的中國經濟由盛而衰的原因，並且與同時段的西?國家做對比，讓人們從中絕望中找到希望，看到中國發展強大的前景，重現大國的崛起。
本書視角獨特，分析到位，展現了中國從1750-1950年這200年歷史的真正面貌，給人以警示和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