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節：“兵戰之外的商戰”(4)

　　後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天津、塘沽、南京的相繼淪陷，範旭東的化工實業受到重創，日本人再一次以如此“非人類”的暴行打擊我國民族企業。

　　“黃金歲月”16年，中國民族企業不斷壯大，抵制日貨運動此起彼伏，從未消停，日本在華企業和對華貿易也遭受不同程度的打擊。日本對華輸出商品量在1919年達到頂峰，但是從此以後持續走低；到1921年日本對華輸出量占各國對華輸出總量比重降低到24.5%；1922年，略有回升；但在1923年因收回旅順和大連問題，抵制日貨再起，比重回落到24.2%。

　　但是，一個可悲的事實是，日本對華輸出額最高的年份是1919年和1925年，而這兩年恰恰是抵制日貨運動最猛烈的兩年。

　　經濟學家俞寧頗給出來答案：由於日本輸華貨品多為我國自行供應不足的日用品，如棉織品、糖、煤、紙、木、面粉、魚等，無一非我國重要之必需品，所以抵制日貨僅能限於一時熱度，而不能持久。每當抵制日貨結束之後，中國商人均大量購進日貨，民衆的消費欲望由於短時間被壓制，突然的爆發可能會導致報復性增長。

　　白吉爾在其《 中國資產階級的黃金時代》這樣寫道：“整個國家彌漫著一種狂熱的氣氛，所有的人都失去了理智，工業生產資料和半成品也和消費品一樣，被列為禁品。以至抵制運動‘使人覺到構成了發展我國民族企業的極好時機’，而實際上卻導致私營工廠企業大量的倒閉。人們當然不會對組織者加以頌揚，他們的意圖是很好的，然而他們的愚蠢卻是不可思議的……”

　　處在備受欺辱的歲月，抵制日貨、倡導國貨的運動應當得到理解和贊揚，反過來購買日貨也不應遭受責罵。公司的力量足以擊潰可憐的民族自尊心和愛國情感，“出賣”在市場規律的支配下不自覺中發生。

　　“優勝劣汰，物競天擇”，沒有什麼能夠改變它，包括愛國情感、民族情緒。洋佈、洋油、洋貨等進口產品一直畅銷整個民國時期，雖然民族企業也在不斷地壯大，但是要承擔起捍衛民族尊嚴的重任，中國民族企業的力量還遠遠不夠，至今仍在艱難求索。然而，快速奔跑的“三鹿”、“蒙牛”，喝下“三聚氰胺”後戛然而止，國外奶粉卻遭國人瘋搶，令人噓唏不已、無可奈何。

　　值得註意的是，1918年，南洋兄弟煙草公司將總部從香港遷到上海；這一年，24歲的鬆下幸之助辞職創辦了鬆下電氣器具制作所；豐田佐吉創辦了豐田東京自動紡織社，15年後，這家紡織公司設立了汽車部。這些公司與前三年創辦夏普公司、日立公司，還有比輪船招商局晚3年的東芝公司，在幾十年後的中國市場乃至全球與中國公司展開激烈競爭。

　　市場競爭面前，愛國的力量源於公司的力量，民族的尊嚴源於公司的力量。

本文摘自《公司的力量(中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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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央視同名紀錄片：公司的力量(中國篇) 西方的堅船利炮叩開中國的大門，千年中華遭遇歷史的拐點，“公司”成為沒落王朝眼中的救命稻草。追求自由市場是公司的天性,當“漢陽造”的子彈打出辛亥革命的第一槍，公司在悄然而有力地推進社會的文明進步！沧海橫流，國民政府騎著高頭大馬從戰場上歸來，公司遭遇國家機器的大收編，然而無所不能國家主義不過是紙老虎，國民政府最終經濟失敗中破產，堅強的公司正在默默诠釋公司與政治的內在邏輯！在意識形態控制一切的時代，沒有公司，沒有市場，當然沒有國家的富強。濒臨崩潰的中國經濟重新呼喚公司。在現代化的進程中，我們不得不反思，政府在公司面前究竟應該如何自處？民營企業撕開計劃的鐵幕，中國社會迎來轉機。久違的公司回來了，神州大地瞬間煥發出勃勃生機。公司一次又一次拯救國家，它在昭示自己隐而不露的偉力！國家的复興初步實現，野蠻生長的公司顯露其暴虐的另一面，缺乏正確價值觀的轄制，公司制造了一大堆麻煩。何時能給這匹野馬套上缰繩，也決定了何時實現真正的大國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