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全球化”在給各國帶來經濟利益的同時，也付出了相當的代價。
“經濟全球化”的代價之一：全球經濟的不穩定將成為一種常態。在“經經濟全球化”過程中，各國經濟的相互依賴性空前加強。不少國家的對外貿易依存度已超過30%，個別國家則達到了50%－60%。在這種環境下，經濟波動和危機的國際傳染便成為經常性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任何一個國家的内部失衡都會反映成為外部失衡，進而很快影響到與其具有緊密貿易和投資關系的國家，最後極有可能將所有國家不同程度地引入失衡與危機的境地。1997年泰國的匯率危機，很快傳染到整個東南亞地區以及韓國和日本，從而形成嚴重的地區性金融危機，隨後又波及俄羅斯和拉美地區，形成了事實上的全球性金融動蕩。
國際遊資的存在肯定是全球經濟不穩定的重要根源之一。作為一種超越國界的巨大的金融力量，國際制造者一次又一次地扮演了全球性金融動蕩的制造者或推動者，扮演了危機傳染的主要媒介物（BIS，1997／1998）。60年代的美元危機，70年代初佈雷頓森林體系的瓦解，80年代初的拉美債務危機，90年代初的歐洲貨幣體系危機，1994年的墨西哥匯率危機，1997年的東南亞金融危機，每次都令人震驚地表現了國際遊資的巨大破壞力。自60年代起，盡管各國經濟學家們一直在探索對國際遊資實施控制和監管的方法，許多深受遊資沖擊之苦的國家也曾努力加強資本管制。但總體而言，這些探索和努力收效並不明顯。一個根本性的原因在於，在全球經濟、貿易發展迅速一體化的環境下，資本管制的有效性正在不斷下降，國際遊資可以利用各種渠道方便地繞過或躲避資本管制。
“經濟全球化”的代價之二：各國經濟主權的獨立性正面臨日益嚴峻的考驗。歐盟經濟體發展的歷程表明，隨著一體化程度的逐步提高，各成員國經濟主權獨立性則不斷下降。從早期的關稅同盟，統一農產品價格、匯率聯合浮動，到單一貨幣歐元出現以後的統一金融政策（1991年1月歐元利率區啟動），無不說明各成員國的財稅和貨幣主權已逐漸讓渡給超國界的歐盟協調機制。而這種經濟主權的讓渡曾使許多成員國付出不小的代價，甚至多次危及歐盟經濟體的存亡。
對於歐盟以外的世界其他國家來說，在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其經濟主權（特別是在財稅和貨幣政策方面）的獨立性，同樣面臨越來越嚴峻的考驗。這種考驗大致有兩種不同的形式。一種是經濟主權的主動讓渡。從關貿總協定（現為世界貿易組織）的歷次減稅和貿易自由化談判，到發生金融危機的國家為了得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援助被迫進行的經濟調整，都是一定程度上的主權主動讓渡。總體而言，這種讓渡對於有關國家來說是有利的，因為它們能夠從中得到期望的各種回報。另一種是跨國私人經濟力量對經濟主權的侵蝕。其最為典型的例子就是跨國公司。由於跨國公司的戰略目標很少會同東道國的經濟發展目標完全一致，因而它們對於東道國為了實現既定的發展目標採取的許多政策措施經常表現出一種本能的抵抗和規避。利用轉移定價（TransferPricing）進行合法避稅已為人世人熟知，通過這種手段或其他渠道在國際間進行大規模資金轉移對東道國貨幣金融政策的消極作用同樣難以讓人忽視。許多國家的經驗表明，在匯率動蕩時期，跨國企業常常是大規模貨幣投機的主要責任者。顯然，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大量利用外國直接投資的國家在這方面付出的代價是應當引起人們高度重視。
自90年代初以來，隨著各國資本帳戶的逐漸開放，不少國家（特別是新興市場國家）的貨幣政策獨立性受到嚴重挑戰。在資本流動日益自由化的形勢下，這些國家感到了保持貨幣政策獨立性和維持匯率穩定之間的激烈沖突，同時也深深感受到了保持貨幣獨立性的艱難和巨大代價。1992－1993年導致英鎊退出歐洲匯率機制的歐洲貨幣體系危機、1994年的墨西哥比索危機、1997年的泰國匯率危機，以及巴西匯率動蕩，十分清楚地表明了這種沖突和由此產生的連帶反應。在上述危機過程中，幾乎每個國家最終都勉強保持了貨幣政策的獨立性，但同時在匯率動蕩方面付出了巨大的代價。
事實上，對於在資本自由流動條件下一國能否保持貨幣政策的獨立性這個問題，早就有人做過堪稱經典性的論述。60年代初，J．MarcusFleming和RobertMundell曾在各自的論文中先後談到，資本完全流動的條件下，一國將面臨貨幣政策獨立性與匯率穩定兩者之間的明顯。他們認為，一國政府最多只能同時實現下列三項目標中的兩項：完全的資本流動性、貨幣政策獨立性和固定匯率制。
上述結論被後人稱為“蒙代爾三角”。這個分析框架清楚地顯示，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由於資本的自由流動不可避免地會成為一種基本經濟現象，因此，一國要想保持匯率的穩定，必須在一定程度上向跨國私人資本讓渡匯率的穩定，必須在一定程度上向跨國私人資本讓渡貨幣主權，或者必須以匯率的經常性動蕩換取貨幣主權的獨立。
經濟全球化的代價之三：全球範圍内的貧富差距正進一步擴大。如前所述，經濟全球化本質上是一個全球範圍内的市場化過程。這個過程中，競争創造了效率，同時也使財富越來越向少數國家或少數利益集團集中，導致貧富差距的擴大。據世界銀行統計，1983年低收入發展中國家的人均國内生產總值為高收入發達工業化國家人均國内生產總值的2．4%，即後者等於前者的43倍；到了1994年，這一比例降低為1．6%，即後者為前者的62倍。造成這種差距擴大的具體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兩個因素不容忽視。其一，是經濟全球化的利益分配不均衡。雖然我們已經說明，幾乎所有參與全球化過程的國家在不同程度上從中受益，但並不意味著利益均沾。因為事實上，作為資本和先進技術的主要擁有者，發達國家總是處於全球化的中心地位。這種相對優勢使它們在價格制定方面具有主導權，不可避免地會使它們在與處於邊緣地位、作為勞動主要擁有者的發展中國家進行交換時獲得更多的利益。其二，是名義匯率下降導致的國民生產總值名義值的減少。在過去10多年裡，由於種種原因，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名義匯率出現了不少程度的下降。在一些發生危機的國家。貨幣的名義貶值自然使國民生產總值的名譽值減少。如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中泰國、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等國高達20%－50%的貨幣名義貶值，就使它們的國民生產總值名義值倒退了10年（賀力平，1998）。況且，由名義貶值引起的實際貶值又將導致貿易條件的惡化，進而在國際交換中付出更大的代價。(摘自《中國經濟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