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乎從任何一個常規的統計數字來看，今日的美國經濟都運轉得非常良好──經濟持續增長、就業形勢喜人、家庭財富處於歷史高點、通貨膨脹溫和、利率仍處於歷史低點。
但3年前可是另外一幅景象，當時美國經濟遲遲不見好轉，面臨著一系列負面因素，如從2000年開始的經濟滑坡、恐怖襲擊事件的影響、上世紀90年代的產能過剩。最讓人痛心疾首的恐怕是高科技股票泡沫的破滅。
盡管官方的說法是經濟衰退於2001年年末結束，但經濟複蘇的步伐過於緩慢。經濟增長乏力、商業信心低迷，最重要的是資本投資呈下降之勢。因此，就業增長也就無從談起。
佈什總統意識到必須採取措施來克服這些負面因素的影響，特別是創造一個更為有利的投資環境，從而創造出新的就業機會。於是他向國會提交了一系列具有深遠意義的提議，旨在通過降低投資所得稅來鼓勵財富積累。國會響應了總統的提議，制定了《就業與增長法案》(JobsandGrowthAct)，並於2003年5月生效。
從那之後，我們看到經濟開始顯著好轉。實際年度商業投資扭轉了連續9個季度下滑的勢頭，迎來了連續10個季度增長的大好局面。商業擴張促成就業人口的顯著增加。在此期間，美國經濟創造出了470萬的新增就業機會，失業率從2003年的6.3%降至4.7%，低於7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的平均水平。
雖然經濟的回暖要歸功於多種因素，但削減資本所得稅一直在推動經濟複蘇的過程中扮演著核心角色。
總統的提議並非只是短期的提振。它們的確是提振，但意義更加深遠：資本成本的降低令經濟的内在效率得到了改善。我們都知道，所有的應稅項目在繳稅之後都會變少。降低資本所得稅鼓勵人們擴大長期投資，而長期投資的增加又改善了經濟的長期前景，最終使得經濟更加繁榮。伴隨著資本的增加，勞動力產值也會增加，進而刺激招工需求。
當然，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Fed)穩健的貨幣政策也對減稅政策起到了輔助作用。在貨幣政策與減稅政策的雙重作用下，美國經濟釋放出了全部潛力，在市場經濟體制下經濟增長自然也就水到渠成。歸根到底，經濟增長動力來自願意承擔風險的投資者和投資資本。
僅從470萬新增就業人口和半數家庭受益於股息稅下調這兩點來看，投資所得稅的降低給大部分美國人民帶來了直接利益，這一點無可争辯。
讓我感到不安的是如今有一些國會議員提出應上調資本增值稅和股息稅。更糟糕的是，還有人建議政府應該在保護中產階級利益免受替代最低稅額(AlternativeMinimumTax)的影響，與維持低資本增值稅和股息稅之間做出取舍。
這兩種選擇無論哪一種都會將中產階級置於巨大的風險之中。二者只選其一並不能解決問題。國會必須在2006年修改替代最低稅額，最終通過基本稅收改革找到一勞永逸的解決辦法。此外，必須堅持降低投資所得稅的做法。上調投資所得稅將阻礙經濟增長、影響就業，還會加重半數美國家庭的納稅負擔。
請牢牢記住，美國證券業協會(SecuritiesIndustryAssociation)的數據顯示，如今的典型投資者就是中產階級，他們為退休未雨綢缪，家庭收入約為65,000美元。
如果國會未能延長目前為15%的資本增值稅和股息稅稅率，將給美國經濟帶來什麼樣的傷害？我的答案一目了然：上調資本增值稅和股息稅稅率將動搖美國經濟的根基，對經濟增長將產生長期的負面影響。投資增長放緩將不可避免，就業增長十有八九也會放緩。
政府的責任是為美國創新者和工人打好基礎，以便於他們切實地推動經濟的增長。較低的資本增值稅和股息稅是經濟的重要基石，最終會提升全體美國人民的生活水平。國會有責任延長資本增值稅和股息稅，呵護這塊推動經濟增長的基石，因為這不僅有利於9,100萬美國股民，還會造福於那些從經濟強勁增長中受益的全體美國人民。
（編者按：本文作者斯諾(JohnW.Snow)是美國財政部部長。）
香港時間2006年02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