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長期利率變化受制於多種複雜因素，可以說，這些因素的複雜程度是前所未有的，應當引起投資者和決策者的高度重視。筆者認為，在全球化和資本自由流動的大背景之下，應當把風險因素、時間因素、通貨膨脹預期、資產選擇偏好與國際資本流動以及各國中央銀行貨幣政策走向結合起來分析和判斷。
格林斯潘的剖析
格林斯潘認為，長期利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在於：一是國際短期資金充裕，持有美元非常多，這些資金沒有出口，導致美國國債收益率非常低。二是前蘇聯解體之後，大量勞動力加入全球人才市場導致勞動力價格低廉。特別是大量高技術勞動力加入到全球人才市場中來，這使得勞動力價格上不去，不僅是普通勞動力、高精尖的技術勞動力價格也上不去，而勞動力作為生產要素對貨幣有替代作用。
格林斯潘將長期利率不往上走稱之為一個全球性現象，他指出：“長期利率應該往上走，但卻不往上走，現在看起來這是一個全球性現象。”這意味著全球性資金過剩，而這一點得到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數據支持。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預測，2005年的全球存款將達到11萬億美元左右，幾乎相當於美國的經濟總量，全球存款占GDP的比例從2002年的23%上升到目前的25.5%。
而全球存款過剩增加的原因首先是，東亞地區特別是中、日、韓等國因貿易順差、高儲蓄率等原因積累大量資本，其中有較大部分表現為美元形式的外匯儲備；其次，人口老齡化使歐洲和日本等社會養老金收入大幅增加，同時遏制了消費和商業投資的增長；而石油出口國因石油價格大幅上漲獲得了巨額盈餘資金。
相對於其他人的分析——國際資本充裕已經得到了大多數人的認同，格林斯潘看到了高素質人才充裕的因素，並且將貨幣、勞動力等生產要素一起考慮，顯得獨立於市場之上。
中國因素對長期利率決定的影響
到2005年9月底，中國政府的外匯儲備達到7690億美元（http://www.safe.gov.cn）。其中，大約2000億美元為美元資產。通過購買國庫券，中國向美國消費者和政府提供了廉價資金。貧困的中國向富裕的美國提供廉價的消費信貸。維持了一個扭曲的全球經濟金融平衡。但是，這種均衡是及其脆弱的。中國一旦想要颠覆美國主導的國際金融秩序，把外匯儲備結構做一些技術性的調整，美國就要受到巨大的壓力。很簡單一個道理，如果人民幣轉而盯住一籃子貨幣導致中國減持美元資產，那麼美國的債券收益率可能就會上升。
如果說美國貿易逆差的責任在於中國，那肯定不是通過壓低匯率，而是通過降低債券收益率（長期利率），從而刺激家庭過度借貸和開支。那麼，中國也可以選擇反向操作，中國如果調整資產結構，刺激美國的中長期債券收益率（長期利率）上升，從而抑制家庭過度消費。從這個角度看，現在制定全球貨幣政策的是北京，而不是華盛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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