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高盛集團首席執行官亨利·鮑爾森(HenryPaulson)被美國佈什總統提名為新的財政部長候選人，準備接替斯諾的工作。60歲的鮑爾森是華爾街最有勢力的人之一，去年年薪高達3800萬美元(而美國財政部長的年收入為17.57萬美元)。他的道德口碑出衆，私生活無可挑剔，他也是著名的環保主義者(曾經鼓動高盛公司為智利的自然物種保護捐助，受到了其他高盛股東的攻擊)，反對美國佈什抛棄《京都議定書》的行為。他熱衷於發展高盛在中國的業務，過去15年内他去中國不下70次。
根據歷史表現，出身於華爾街的人士成為美國財政部長，都有一種理性溫和的風格：既強調經濟自由，同時又註重金融平衡，至少不用倒向一種極端和激進的派別。
6月1日，鮑爾森在接受德國《明鏡》雜志的專訪時，就隐約談到了未來他所關註的重點。他首先並沒有承認美國的房地產泡沫是一個全局性的泡沫，而是部分地區比較明顯。其次，他認為中國盡管給美國帶來很多的貿易逆差，但中國物美價廉的產品湧入美國，降低了美國的通貨膨脹。再次，他雖然看到了一些國家正在將外匯儲備由美元變成歐元，例如俄羅斯，但是他還是相信美元具有一種巨大的貨幣權勢。最後他認為，高居不下的油價是美國目前的心腹大患。由此，可以大致摸索出鮑爾森關註度的優先前後序列：解決高油價問題-平衡貿易赤字(包括出口和其他國家匯率調整)-儲蓄率(提高美國儲蓄率，並減緩美國人的瘋狂消費)-房地產泡沫(贊成繼續小幅加息)。
匯率問題可能是考驗鮑爾森最重要的問題之一。因為匯率問題涉及到兩個方面，一個涉及如何在強勢美元和弱勢美元之間的方法論判斷，一個則是如何看待人民幣匯率問題。以及如何面對那些叫嚷著對中國進行關稅懲罰的智力有限的議員。
這可以從鮑爾森在高盛任職時的一些歷史言論，大致推斷出他的基本方法論。比如他經常談到美元的疲軟問題，來自於一個古老的命題：特裡芬悖論。特裡芬悖論的邏輯很簡單：美國的GDP占世界的份額20%左右，但它卻要給占全球GDP60%的其他經濟體提供國際貨幣，幫助這些國家完成跨國貿易。它在做一件“它所不能承受之重”的事情。當其他經濟體擁有美元儲備，根據會計等式，美國肯定存在著收支逆差(美元即是其他國家對美國的貨幣型債權)，長期逆差則會讓美元疲軟，而美元疲軟則不利於國際貨幣幣值穩定性的要求。特裡芬悖論告訴世界：美元是一種分裂型的貨幣。
但是，特裡芬悖論有一個奇特的變種形式，可以稱之為“特裡芬異形”。這個異形被前高盛員工、克林頓政府時期的財政部長魯賓發現了。魯賓認為，如果美國經濟足夠強勁，並且有很好的投資機會和投資回報，那麼美國將吸引全世界的美元資本回歸(包括投資美國國債)，即使回歸的美元資本數量並不能抵消美國國内美元流出的數量，即形成所謂的資本項目的逆差。但是，只要回歸的美元的利潤率要低於美國人自己流出的美元利潤率(因為美國人自己流出投資到國外的利率遲早是要回歸的)，那麼從一個更長的時間段來看，美國的資本項目肯定是正的。而資本項目的正值將主宰美元的真實走向，美元是可以走強的，而經常項目的負值只不過是一個影響美元的從屬性因素。從這一點看，“特裡芬悖論”過度關註經常項目的逆差導致的負面影響的確是萎縮了它的解釋力。
於是，解決美元目前的弱勢問題，並不是一個姿態問題，也不是美國政府故意使用和操縱的一個陰謀。一個簡單的例子，即使斯諾不停地說“強勢美元有利於美國利益最大化”，美元還是陰跌不止。問題的關鍵是，美國的經濟、就業情況，創新機會和財政赤字的控制率可能沒有現在佈什吹噓得那麼好。如果美國的經濟不能帶來穩定的創新利潤，那就不可能帶來穩定的資本回流信心。那麼，傳統的特裡芬悖論就起作用了。
既然經常項目的逆差不是導致美元疲軟的主導性因素，鮑爾森就不應該用“在美國流行的謬誤”來逼迫人民幣升值。實際上，鮑爾森過去一直在強調人民幣匯率並非是解決美國貿易失衡的關鍵，高盛作為中行、平安保險等中國大型金融企業的上市承銷商的經歷，肯定有助於鮑爾森思考中國匯率改革和中國金融深水區改革之間的互動關系。而且鮑爾森一直認為，中國是一個要不斷經受國内複雜經濟問題挑戰的國家。他對《明鏡》的記者說，“中國還在轉型的路上，國有企業問題，農業問題和銀行問題都很突出，資本市場的市值只等於通用電氣市值，它追趕上美國經濟還需要很長的一段時間。”而這是否意味著，鮑爾森正在暗示，美國議員應更加設身處地考慮中國問題，給中國匯改提供更多的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