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我們看到，當時德國面臨著蒙代爾“三難悖論”(open－economy trilemma，即一國不可能同時實現維護固定的匯率制度、開放資本市場和實行積極有效的國内貨幣政策這三個目標)，最後德國的選擇是獨立的貨幣政策，資本項目開放了，匯率也變為浮動的了，您怎麼評價這個選擇？
餘永定：這個選擇是完全正確的。
《21世紀》：但我們也看到，面臨相似狀況的日本沒有這麼做。
餘永定：關於日本，需要強調的是，“廣場協議”後的泡沫經濟不是由於升值本身造成的。而是升值之後寬松的貨幣政策造成的，而寬松的貨幣政策是為了應對日本當時的經濟衰退。但中國現在的情況完全不一樣。中國現在是經濟趨熱，政府要採取從緊的貨幣政策。
《21世紀》：也就是說升值作為一種緊縮的政策正好可以對經濟過熱進行抑制。
餘永定：對，就是這樣。為什麼麥金農(斯坦福大學經濟學教授——編者註)反對人民幣升值呢？因為升值對經濟有抑制作用。如果中國經濟處於通貨收縮期間，升值之後，通貨收縮可能更嚴重。現在是經濟趨熱或者過熱時期，升值正好是澆一盆涼水下去，是最好不過的時候，再也沒有比現在更好的升值時機了。
最值得借鑒的德國經驗
《21世紀》：還有一個問題，德國在匯率市場化的同時也開放了資本賬戶，您怎麼看待這個問題？
餘永定：對於德國來講，開放資本賬戶的主要指導思想是管制會造成扭曲，造成資源誤配。為了減少對市場的扭曲，應該開放資本市場。但是，開放了資本市場、資本自由流動之後，又要想讓貨幣政策獨立，就必須讓貨幣自由浮動。
現在部分經濟學家認為中國應該放松資本管制，鼓勵外資流出，這樣可以減輕對匯率的壓力，我認為這是完全錯誤的。首先，作為一個原則，我們必須保持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同時我們又要保持幣值的穩定。那麼，我們就應該加強對資本流動的管制。實際上外管局也是這麼做的。
《21世紀》：現在放開QDII(合格境内機構投資者)不正是為了讓資本更自由的流動，以減輕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嗎？
餘永定：現在的問題是，如果QDII真能夠出去的話，是能夠減輕升值壓力，但這是在有管理的情況下，跟資本賬目自由化不是一回事。現在的關鍵問題不在這兒，QDII暫時沒什麼大作為，誰那麼傻，現在去投資外國資產？關鍵是QFII(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現在要對它有所控制，不能讓它大量進來。在QFII之外，從其他地方流進來的也很多，那中國就更需要堵了。如果堵不住，就讓人民幣升值，升值之後中國資產貴了，外國投機者可能就不買了。中國現在拼命壓低自己的價格，那不是引誘人來買嗎？然後再放松對資本流動的管理，那不是等於降低了外國投機資本套利出逃的成本嗎？
《21世紀》：以德國當年的經驗來分析，您覺得匯率在開放的過程中應該註意什麼呢？
餘永定：在實踐過程中，有的時候，也要在國内貨幣政策和匯率之間做某種平衡，並不是那麼絕對的書呆子式的。德國當年在實踐中也幹預外匯市場，特別是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馬克匯率屬於蛇形浮動。
但我覺得現在看匯率問題，都不用去遠看德國、日本或者過去，你就看現在的韓元升了多少？
在關於人民幣升值問題上的最大誤區就是：認為升值對美國有好處對中國沒好處，升值是屈服於美國壓力。我希望再次強調，盡管人民幣升值會帶來陣痛，但升值符合中國自身的長遠利益。不能因為人家讓你升值，你就偏偏不升值。當然，具體怎麼升，升多少，這個問題可以另行讨論。
《21世紀》：今天談了很多德國的經驗，那麼您覺得這其中最值得其他國家借鑒的是什麼呢？
餘永定：第一，堅持中央銀行的獨立性，不受任何外部壓力的影響；第二，把抑制通貨膨脹作為中央銀行的中心目標，其他目標可以為這個目標而犧牲(或由其他部門負責)；第三，形成非常強的文化和制度保證。否則再好的政策也難於得到貫徹。我認為這最後一點是特別值得中國借鑒(但不是照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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