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外升內貶的對立統一

　———後WTO時代金融演義系列

世界經濟和國際金融在趨勢轉向和市場異變中漸趨增強的不確定性，讓開放度與日俱增的中國進一步受到了外部共振的潛在沖擊。內外合力之下，看似有悖常理的人民幣匯率“對外升值、對內貶值”的結構性差異，就是引人矚目的最新例證。“差異就是矛盾”，以全球視角、辯證思維來審視，人民幣匯率矛盾本質上是世界經濟金融結構劇烈震盪和中國金融改革穩健前行在對立統一間的一個時序擦肩，是中國經濟內、外部均衡共同缺失下的一個貨幣倒影。

首先，對外升值和對內貶值具有形式微妙的矛盾真實性。“我們踏進又踏不進同一條河，我們存在又不存在”，古希臘哲人赫拉克利特在西方哲學史上第一次明確表述了事物對立統一的矛盾，但其弟子克拉底魯和埃利亞學派的巴門尼德、芝諾卻用巧舌如簧的詭辯向這道先世的思想曙光發起了攻擊：矛盾是不真實的，對立統一是一種主觀幻想。隨後哲學思辯從亞里士多德、黑格爾、康德到馬克思、列寧、毛澤東的發展證明，這種幻化矛盾實際上才是“人類思維的錯覺和迷誤”。人民幣匯率矛盾並非類似於“飛矢不動”或是“阿基里斯追不上烏龜”的貨幣幻覺，而是客觀存在，只是它可能是以一種難以感知的複雜形式表現著。在通貨膨脹不斷高企的背景下，人民幣的對內購買力下降是不爭的事實，複雜性主要體現在對外升值這一面。

根據央行在貨幣政策執行報告中的權威數據，自2005年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以來至今年6月末，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累計升值8.68%，對歐元匯率累計貶值2.15%，對日圓匯率累計升值18.17%。顯然，人民幣匯率的市場結構並非簡單“升值”二字所能概括，對美元升值，對大部分非美貨幣貶值的差異性結構一直伴隨著匯改的循序演進，並在最近幾個月的國際金融震盪中更趨明顯。鑒於美國經濟在世界經濟中的首要權重、美元在國際市場標價和外匯儲備中的核心地位以及在人民幣“匯率籃子”中的較大比例，用“對外升值”概述人民幣匯率的主要外部特徵是真實貼切的，不過就此忽視其背後複雜匯率結構顯然有失偏頗。

其次，對立是統一體內部的對立，在對立面的相互對立中存在著雙方的相互聯繫、相互依存和相互滲透。如果從中國經濟的視角審視人民幣匯率矛盾，只能看到貨幣價值對內和對外不同趨向的相互對立，如果將視角放大到整個世界經濟，那麼均衡匯率決定理論足以解釋同一種貨幣對立幣值趨向中的相互聯繫和相互統一。從內部看，中國經濟的長期快速增長使得週期性風險潛在積累，產能過剩、流動性過剩、信貸增長較快、外貿增長較快、資產價格高企等“過熱”現象的存在給物價穩定帶來了較大沖擊，導致人民幣對內貶值。從外部看，通貨膨脹帶來的對內貶值構成了對外貶值的動力之一，但這並不是構成人民幣對外匯率這一“雙邊貨幣比價”幣值變化的唯一動力，因為人民幣還面臨著對外升值的一系列動力，比如實際匯率在匯改過程中向均衡匯率的趨近，中國經濟處於上行階段與主要西方國家走進下行階段的週期性對比，中國央行貨幣政策制定和執行穩健緊縮與主要西方國家潛在放鬆的風格對比等。更重要的是，由於各國經濟基本面、政策搭配和交往程度的不同，人民幣在對外匯率結構中的國別差異是顯著存在的。美國經濟受“次級債風波”影響相比歐洲各國較大，美聯儲的貨幣政策異變性相比歐洲央行較強，美國經濟基本面週期性調整相比歐盟較晚，這意味著中美之間人民幣匯率升值壓力大於貶值壓力，而中歐之間人民幣匯率升值壓力要弱於貶值壓力，這就導致“人民幣對美元走強，對歐元走弱，同時歐元對美元走強”的匯率結構。可見，人民幣對外升值與對內貶值並不完全對立，對內貶值之所以沒有帶來對外貶值，一定程度上是因為美元貶值更為劇烈，而美元恰巧又是對人民幣而言最重要的外部貨幣。

最後，對外升值和對內貶值具有趨向同一的發展方向，人民幣匯率結構最終會在互促發展中趨向同一。從本質上看，外升和內貶並存是中國經濟內、外部均衡同時缺失的貨幣反映，因為均衡匯率本身就是“內外均衡同時實現時的匯率水平”（姜波克）。中國經濟增長的模式轉型、中國金融改革的不斷深入意味著內部均衡的改善指日可待，而內部均衡的優化將給外部均衡的回歸形成助力。但由於美國週期性風險的客觀存在、國際政策博弈的均衡惡化和全球保守勢力的不斷擡頭，中國外部均衡的實現需要較長時間的多邊角力，這將使得人民幣升值壓力持續存在，實際匯率同均衡匯率的完美擬合尚需時日。無論如何，經濟均衡在政策指引下的趨向改善將給對外升值和對內貶值現象的緩和與消失奠定基础，隨著資本流動的日漸通畅和內部需求的有力增強，人民幣匯率將在中長期穩健趨向均衡水平，表現為對內的幣值穩定和對外的有彈性穩健升值。

人民幣匯率矛盾，是全球化演進過程中局部經濟增長和全球經濟發展之間的摩擦火花，僅僅將其歸因於中國經濟自身的資本管制或是貨幣國際地位較低恐怕有失全面。在國際保守勢力對中國金融市場建設、匯率制度改革施壓加力，美國於政治週期中試圖“內部次級債危機成本外部化”的當下，人民幣匯率矛盾很可能成為保守勢力進一步有所作為的借口由頭，只有充分明了世界經濟和別國政策在中國匯率矛盾形成中的重要作用，我們才能理直氣壯地同經濟強權“奉陪到底”。畢竟，世界是平的，唯有一馬平川地俯視天下，才能對異常經濟現象的背後機理了然於胸。

程 實

金融學博士，供職於ICBC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