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90年代初，日本在經歷了長達20多年的高速經濟增長後，股票和房價的資產泡沫發生崩潰，“日本奇迹”瞬間淪落為“日本病人”。而整個90年代，成為日本二戰後經濟衰退最為嚴重的10年，也是學界公認的“失落的十年”。
或許是值得慶幸的，盡管當時資產泡沫破滅，但日本在内有高額的居民儲蓄、外有大量的資產投資，並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寬松的貨幣政策等條件下，日本並沒有發生嚴重的金融危機---至少表面上沒有。
然而富有諷刺意味的是，也許正是因為沒有危機，所以日本也沒有像韓國、泰國、印尼那樣，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後，經歷的是大起大落的“V字形”複蘇。其重要原因之一即政府缺乏改革動力。直到2001年小泉執政後，真正的改革才得以展開，包括郵政業的民營化、叫停高速公路的過度建設、年金改革、地方政府的行政改革和處理銀行不良債權等。目前來看，日本經濟在逐漸複蘇，消費和固定投資的增加帶動2005年財年的GDP增幅高達3.2%。
但是，此次日本究竟是真正的進入穩定複蘇期，還是如1996年那樣僅昙花一現？更何況，日本仍有很多結構性問題並未解決，如超過GDP總額150%的債務，嚴重的老齡化問題等，如果這些不能得到改善，恐怕日本仍會面臨危機。
中日兩國一衣帶水，經濟可能最具可比性，包括其淪為“日本病人”的教訓和複蘇的經驗都值得中國關註。鑒於此，本報誠邀耶魯大學管理學院金融經濟學終身教授陳志武、巴克萊資本大中華區經濟研究主管黃海洲、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經濟學副教授施建淮、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經濟研究室主任張季風和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員劉軍紅熱論日本經濟，是為本期“天下論衡”。本期論壇由李振華主持。
1.複蘇可待？
主持人：今年一季度日本經濟同比增長3.1%，創15年來最高紀錄。此外，股價上漲到5年高點，房地產價格回升，消費物價也出現上漲。在1996年和1999年日本經濟也曾出現過複蘇的苗頭，但僅是昙花一現，那麼此次日本究竟是進入穩定複蘇的階段，還是又一次的昙花一現？
黃海洲：近期日本的長期利率已經開始上漲，日本央行也結束其實施了5年的零利率政策，這是此前兩次複蘇過程中所沒有的，因此我認為這一次恢複更真實。此外，日本現在面臨的國際環境也和前兩次不同，比如日本股市上漲不是日本一個國家的原因，和全球股市走高有很大關系，這也對日本經濟複蘇產生推動作用。
施建淮：前兩次短暫複蘇實際上是靠財政刺激帶動的，但是這一輪增長是在強調財政結構改革、要平衡財政，所以是在公共支出沒有很大增長的背景下實現的。此外，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2004年日元大幅度升值的情況下，日本經濟仍然實現增長，這和以往的增長模式有很大不同。由於這一輪增長主要是由消費信心恢複和民間投資增加所帶動的，因此可以認為此輪日本經濟的複蘇是有堅實基礎的，並非是再次的昙花一現。
張季風：日本銀行政策委員在14日起正式解除實施了5年又4個月的零利率政策，並將短期利率誘導目標從0上調為0.25%。零利率政策的解除標志著日本金融體系的健全化和金融政策的正常化，也為日本經濟今後的持續複蘇掃清了障礙。
劉軍紅：日本在此輪經濟複蘇過程中，不僅實現了實質GDP的正增長，而且實現了名義GDP的正增長。自2001年，日本財政支出連續負增長，此次名義GDP轉正意味著日本的稅收基礎擴大。最近，日本政策決策者提出2011年要實現順差，那現存的11萬億-14萬億日元的差額怎麼辦？一個很重要的手段就是經濟自然增長過程中帶動的稅收自然增加，這就必須保證名義GDP的高增長。
日本此輪經濟增長的主要特點是民間為主，表現為投資和消費同時增長。其中投資的主要動力來自海外市場，特別是美國市場；消費增長主要緣於個人收入增加、就業形式多樣化以及資產效果多樣化。就就業形式而言，日本原來基本上都是終身雇佣制，而現在形式非常靈活，比如說由派遣公司向企業派遣臨時員工，有利於降低企業的人工成本。另外，越來越多的日本居民開始進行投資，尤其是投資於金融資產和不動產，其產生的資產效果遠遠大於以往靠儲蓄帶動消費的效果。這些因素都會支撐日本經濟進一步複蘇。
主持人：過去十幾年間，經歷了幾屆日本政府的努力，但仍沒有走出經濟衰退這個泥潭，那麼今天在這個時機能夠實現經濟複蘇，和日本政府採取政策，包括前幾屆日本政府採取的政策有什麼必然聯系？
黃海洲：日本在資產泡沫破滅以後，銀行業積累了大量呆壞賬。但和面臨資產泡沫破滅的大多數國家不一樣，日本並沒有發生嚴重的金融危機---至少表面上沒有。這主要由於日本是一個發達國家，國内居民儲蓄率很高，在海外有大量的資產投資，日本政府實施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和寬松的貨幣政策等一系列的條件。但事實上，資產泡沫破滅以後，當時日本商業銀行的貸款能力已經非常弱，企業借款能力也很弱，只不過危機沒有通過我們經常看到的表徵表現出來，直到2001、2002年左右資產狀況、盈利能力才有所好轉。這是一個漫長的結構性改革和恢複過程。其中，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為結構性改革和恢複創造了一個重要的外部條件。
陳志武：長遠來看，我倒覺得這恰恰是對於日本的經濟不利的一些方面。為什麼1990年代日本經濟沒辦法增長，最近又是什麼原因使它重新活起來？因為從整個全球工業革命發展史的角度來講，19世紀初，世界主要的紡織業中心是在最初發生工業革命的英國，大約在二三十年代轉移到美國。二戰以後到1960年代，越來越成熟的工業生產技術從北美、西歐轉移到日本，使得日本成為亞洲第一個能夠利用現代工業生產技術的國家，加之當時日本的敬業精神和勞動力成本比較低等特點，使日本在1960-1980年代初成為第一例亞洲國家推動亞洲經濟增長的模式。這樣一個背景使得日本在1980年代經濟結構主要以制造業為主，而非其它的高經濟增加值的金融服務業。但伴隨中國、印度等新興國家越來越開放，日本逐漸喪失了勞動力成本優勢，必須要對經濟結構做根本性的調整。我認為剛才提到的銀行呆壞賬等更多是方方面面大的結構變化產生的具體表現，而非問題的根源。
另外，我認為當初日本政府的幹預，導致該破產的銀行和企業不破產，對於日本的經濟是一個長期的障礙。隨著全球化進一步深化，日本靠制造業來進一步刺激經濟增長的潛力已經很小，更應該側重在發展金融服務業、甚至整個第三產業。目前日本金融服務業占GDP的比重約23%，美國是37%；日本第三產業占GDP約70%，美國約80%，這都是很好的增長空間。但問題是，日本金融體系歷來是以銀行為主，而不是以資本市場為主。自1990年代起日本經濟很難找到更強的增長點，本身就說明日本傳統上以銀行為主的金融體系問題越來越突出。為了使日本企業效率和金融服務業的空間進一步的增長，資本市場發揮的作用應該越來越強。而日本的風險資本沒有廣泛存在，正是因為日本沒有真正按照資本市場的原則去執行破產法，而是按照儒家的思想——不要那麼認真、何必讓這麼好的企業破產等等，既妨礙了整個金融服務業的發展，也抑制了日本的創業精神。要知道美國的創業、創新文化之所以這麼強，和其非常冷酷的資本市場、股權市場絕對分不開，當然美國的激勵機制也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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