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我一直比較關心中國過去和未來經濟增長所需要的國際秩序。相對於中國在國際上面對的貿易保護壓力，日本比中國有很多優勢。從明治維新至今，日本的政治制度和崇尚的政治文化基本上是被西方接受的，所以當時日本在美國和其它國家受到的產品抵制，並非因為意識形態和政治價值上的差異。相比之下中國面對的局面要複雜得多。
黃海洲：從表象上看，不少人認為目前中國經濟和日本經濟在1980年代的可比性在於貨幣升值可能帶來的問題。但實際上中國目前的問題和日本當時很不一樣。相對於實體經濟的改革和發展的進展，中國金融改革落後。雖然中美兩國經濟週期不同步，但人民幣緊跟美元使得中國的貨幣政策由美國來主導，這不符合中國的需要。中國需要大力增加貨幣政策的主動性和匯率的彈性。中國的金融經濟落後於實體經濟和貨幣政策缺少主動性，這兩個不匹配通過金融鍊表現出一系列的失衡，已經成為制約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障礙。
施建淮：另外一個教訓是，隨著經濟發展應適時轉變發展戰略。日本付出了10多年的經濟低迷的代價，才最終轉變經濟增長模式，完成向消費社會的痛苦轉型。中國以出口導向型的經濟增長模式經歷了20多年的高速增長，經濟規模已經達到全球第四。這種增長模式長期實行的結果造成中國制造業產能過剩和貿易順差的不斷擴大，導致中國與歐美貿易摩擦不斷加劇。要擺脫依賴出口的經濟增長模式，建立起依賴國内消費支持經濟增長的經濟結構，就必須改變維持人民幣低估的匯率政策，通過擴大匯率的彈性讓人民幣順其自然地逐步升值。
主持人：這十年間日本不良債權水平已經低於4%的水平，大銀行是2.4%。它是怎麼做到的？與中國政府採取的處置不良債權的手法有什麼不同？
劉軍紅：日本的基本理念不像美國那樣，美國是銀行破產就讓它破產，但是日本在破產案處理上，基本是政府先接管，然後再賣給外資或内資，就是說名義上是破產了，但是處理方式上可以維護金融穩定，維護穩定很重要的一點就是不讓金融鍊斷掉。另一種方法就是在經濟增長過程中“自然淹沒”不良債權。中國能不能借鑒？我認為借鑒不了，至少靠經濟增長自然淹沒這種方法是模仿不了的。
陳志武：靠經濟增長淹沒呆壞賬，在我看來是典型的非市場邏輯在應用。對資產進行價值評估，只要今天資產定價本身是反映今天的價值，這就是一種最合理的判斷，今天資不抵債的企業就該今天破產。不要假想它某天會變好，但這恰恰是中國處理呆壞賬時很典型的邏輯，總覺得萬一哪一天好了，從天上掉下來幾千萬噸黃金，正好掉在這個地方，這一塊地方就增值了。已經失敗的企業如果不處置，既不利於保護債權人的利益，不利於債券市場的發展，也使得剩下的企業資產無法得到更高效的使用，繼續給這種企業供養資金更是一種浪費。過去這麼多的國有企業被供養的結果是什麼呢？
（編輯：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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