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建淮：日本經濟十年衰退後，等到現在才出現強勁複蘇，有一定的必然性，因為結構性改革需要時間。1985年廣場協議後，日本支持戰後高速經濟增長的經濟結構實際上不再適應新的國際形勢的要求，因為當時日本經濟規模已達到世界第二，而作為一個大國經濟繼續依賴出口帶動經濟增長，必然會導致貿易摩擦等諸多問題。日本十年的衰退正是由於它當時試圖繼續維持出口帶動增長的經濟發展模式，於是過多的供給流動性以阻止日元進一步升值，結果導致資產泡沫膨脹，最終破滅造成的。當然泡沫經濟崩潰後日本沒有出現金融危機，說明這段時間日本央行和日本政府的政策比較成功，包括日本央行及時向金融機構註入足夠的流動性、日本政府向銀行提供公共資金用以處理其不良債權等。
結構改造牽扯到日本經濟的方方面面，比如說傳統的主銀行制度，企業方面的員工序列、終身雇佣等結構改革都需要時間。1997年橋本首相雄心勃勃，推出了一系列的改革，即財政結構改革、金融體系改革、社會保障體系改革、教育改革等六大改革。1997年的金融改革，借鑒了上世紀80年代英國以證券業為中心實行的所謂“大爆炸”的大規模金融改革的經驗。這一人稱“日本版大爆炸”的金融改革給日本金融體系帶來很大沖擊，打破了日本傳統的主銀行體系，大企業不再依靠銀行融資，而是更多的通過證券市場融資。改革的結果加劇了金融機構的競争，活躍了資本市場，也極大地提高了融資企業的資本運營效率，隨後日本政府進一步在金融機構不良債權處理，重建日本金融體系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應該說，這些結構性改革為今天的日本經濟複蘇奠定了基礎。
2.美國道路與日本道路
主持人：比較美日兩國發現，美國在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也面臨產業轉移，並出現了滞脹，但美國通過發展新經濟和服務業，從而導致美國在克林頓時代(1993-2000年)之後一直處於高速增長階段，與日本形成截然相反的局面。那麼，日本經濟走美國的模式，有沒有現實的可行性？
陳志武：美國式經濟增長與其發達的私人股權基金、嚴厲的資本市場以及由此激發的創業和創新熱情是分不開的。而日本過於依靠銀行貸款，且貸款成本非常低，恰恰打擊了這種創新熱情。這就是為什麼矽谷是在美國而不是在日本發展起來的原因。當然，也存在中西方文化差異等因素。
黃海洲：如果看美國經濟的未來，可以從四家公司出發：波音、微軟、花旗和高盛。這四家公司可為一聯:“波音高盛；花旗微軟”。波音公司是高端制造業(硬件技術)的代表；微軟是高端信息業(軟件技術)的代表，也是一個很有意思的高科技企業，業務做得很大，但卻沒向銀行借一分錢，完全是基於資本市場的發展模式；花旗，實際上代表廣泛的金融服務業；資本市場起作用靠高盛為代表的投行，大多私募資金也與其有關。其它行業並非不重要，但最能代表美國未來的是這四類企業。制造業要往波音等高端制造轉型，信息技術發展要往微軟這個方向發展，各行業與資本市場和銀行的關系越來越密切。
如果從這個意義上講，日本的轉型可能會面臨不小的挑戰，因為這四類企業在目前的日本不易找到。經濟轉型不僅與其經濟結構、金融體制相關，還與民族創新能力以及法律、文化等諸多方面有關。
張季風：日本能不能走美國那一條路？我覺得在可預見的將來是不可能的。美國除了經濟上的優勢，還有政治上、軍事上的優勢和全球影響力，這是日本不可能具備的。從文化角度來說，美國是一個移民國家，開放、充滿創新動力和冒險動力，而日本可能是東方世界比較保守的國家，越富越保守，再加上它是一個島國，本身是一個單一民族，資源貧乏、市場狹小，沒有成為政治大國和世界超級經濟大國的空間。
另外，日本人口的少子、老齡化問題以及限制移民政策可能會制約其發展。如果不從週邊或東南亞大規模移民，實現人才的流動，日本就很難產生一種創新機制。日本對國際人才流動有很多制度限制，比如外國人不能在日本做政府公務員，不能做高中老師等等，與美國有很大差異。
陳志武：剛才黃海洲講的四個公司也許可以加上第五個，就是沃爾瑪。沃爾瑪超市既不是提供技術服務，也不是制造業的升華，而是簡單的利用人口流動，實現規模化銷售和規模化進貨。但從很多角度來講，沃爾瑪甚至可以和微軟相比，沃爾瑪家族的財富比比爾·蓋茨的財富還要多。為什麼沃爾瑪商業模式能成功？說到底還是存在由股權交易所提供的加速實現財富的激勵架構，否則通過創新商業模式來刺激服務業增長也許就不會在美國發生。而日本缺乏以活躍股權市場為核心的激勵機制，商業模式上創新潛力會比較小。
主持人：近年日本的改革幅度很大，比如大幅度改造金融系統，打破財閥壟斷等。但日本保守勢力仍非常強大，這是否會導致日本整個改革會停滞不前？
張季風：盡管日本開始走進複蘇，但是經濟結構上的諸多問題還沒有徹底解決，主要有三大問題。一是財政問題，2005年財政年度，日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債務總額高達774萬億日元，占GDP總額比例超過150%以上，在發達國家中是最糟糕的，恐怕再有二三十年也未必能解決。第二，日本區域間差距、貧富差距、大企業與中小企業以及制造業和非制造業的差距都逐漸在擴大。大部分人都對美國都比較崇尚，但是從社會公平這個角度而言我更欣賞日本，因為美國兩極分化比較嚴重，社會治安也比日本差的多。在1970年代中期到1990年代中期，日本的基尼系數一直維持在0.21左右，即使最發達的東京和最落後的沖繩也不過就相差一倍，而且如果考慮到物價因素(東京物價較高)差距會更小。但現在看來，這種橄榄形的社會結構正在發生變化。鑒於以上原因，可以說日本今後的改革之路仍然很長。日本民族危機感比較強，當有危機存在，或自感落後於他人之時，就一定會急起直追，因此決不會因經濟複蘇而停止改革，也不會出現大的後退。
3.中國之借鑒
主持人：回顧日本經濟發展的歷史和發展模式，對中國目前的經濟發展有什麼借鑒？
劉軍紅：有一點可以借鑒，這次日本改革是企業先行，尤其是出口型大企業率先改革。它們認為美國企業治理的模式是合適的，比如CEO的制度，股權分配制度等，像豐田、索尼很快就模仿下來，然後這些大公司就推動日本政府改革法律、給予法律上的認定。
陳志武：一個非常大的教訓就是不能總依賴於銀行為融資手段，而應該進一步放開資本市場，否則企業效率、創業和創新精神等問題都沒有辦法改善，因為銀行的錢不適合創業，銀行的貸款利率是固定的，不在乎你貸款企業改不改變效率。而且從長遠來講，經濟最後的活力沒有被激發起來。
2/3 首頁 上一頁 1 2 3 下一頁 尾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