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節：長安城里的商人(2)

　　科舉是政府通過定期執行考試來選拔官吏的制度，其考試的內容是研習儒家經典--有人計算過，它們的總數在90萬字左右。它從公元605年（隋大業元年）開始實行，到1905年（清光緒三十一年）為止，整整實行了1 300年，由於採用分科取士的辦法，所以叫做科舉。

　　在政治經濟史的意義上，科舉制是對世族模式的一次彻底"反動"。世族模式和莊園經濟，從西漢中後期以降的數百年間，困擾歷代治國者，幾乎鮮有改造成功者，王莽改制，十年而亡，劉秀"度田"，不了了之，東漢政權的羸弱以及魏晉南北朝的紛亂，無不與此有關。一直到科舉制的出現，才切斷了世族繁衍的制度性根源。

　　科舉制度自誕生起，就成為大一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意味著，任何人都可以通過朝廷主持的考試來變成統治階層的一分子。如果說商鞅發明的軍爵制度打通了普通人向上晉升的"武力通路"，那麼，科舉制度則開拓了"文學通路"，這顯然是一條更為廣闊的道路。從此，優秀的人才均被納入到體制之內。科舉制度造成知識階層對國家權力的絕對依賴，在這個由"規定動作"組成的考試行動中，知識分子首先喪失了獨立生存的可能性，進而放棄了獨立思考的能力，也就是從這一制度確立之日起，作為一個獨立存在的知識分子階層在中國歷史上完全地消失了。

　　在本質上，科舉是一種政府主導的教育和人才選拔體制，當這一制度被確立之後，其他成材途徑都被認定為"異端"，其中就包括通過經商成為優秀的商人。侯家駒在《中國經濟史》中評論說，"中國經濟的長期停滯，科舉制度之弊，應是其中之一"。

　　隋朝的第二個重大工程，是開鑿貫穿南北的大運河。

　　隋文帝於公元584年下令引渭水由長安東至潼關，是為廣通渠，隋炀帝楊廣即位後，繼續廣徵民力，建成以洛陽為中心，由永濟渠、通濟渠、山陽渎和"江南運河"連接而成，南通杭州，北達涿郡（今北京西南），全長2 700餘公里的大運河。自此，秦漢以來只有東西交通的狀況被改變，中原文明自東晉渡江之後開始出現南移景象，隨著大運河的開通，北風南漸，終成定勢。

　　隋炀帝因開拓大運河消耗了巨大的國力，《隋書》中說是"舉國就役，開為禦道"，終而激發民變，炀帝被缢弑於南巡途中，李淵在太原起兵，創建唐朝。晚唐詩人皮日休有詩曰："盡道隋亡為此河，至今千里賴通波"。

　　取代隋朝的唐朝（公元618~907年），是中國文明記憶中一段精心雕刻過的輝煌時光，歷代以"盛"冠之的朝代，唯此而已，是為"盛唐"。

　　盛唐景象的出現，與漢初 "文景之治"十分近似，即在政治上繼續採取蔑視商人的國策，不過在經濟上卻營造空前的寬鬆環境。

本文摘自《浩蕩兩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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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企業史三部曲之三：浩蕩兩千年 中國的工商文明為什麼早慧而晚熟？中國的商人階層在社會進步中到底扮演了怎樣的角色？中國的政商關係為何如此僵硬?對立？中國的市場經濟體制最終將以怎樣的方式全面建成？在“中國特色”與普世規律之間是否存在斡旋融合的空間？作為“中國企業史三部曲”系列研究著作的第三部，繼《激蕩三十年》、《跌蕩一百年》之後，在公元前7世紀到1869年長達兩千多年的時間跨度里，著名財經作家吳曉波繼續前兩部作品的研究主題，再次探尋國家與資本、政府與商人階層之間的關係，並試圖尋找出這些事關當代的問題的答案。作者的寫作表明，在高度專制的中央集權制度下，政府與工商階層的對立、緊張關係，貫穿於兩千餘年的帝國時期。兩千餘年來，國家機器對商業的控制、干擾及盤剥，是阻礙工商文明發展的最重要因素，長達兩千多年的中國企業史，歸根到底是一部政商博弈史。在本書中，以上問題有的已找到了答案，有的則還在大霧中徘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