確保通縮不在這裡發生——伯南克在美國全國經濟學家俱樂部的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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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12-12
（伯南克生平：伯南克1953年12月13日出生於佐治亞州的奧古斯塔，1975年獲得哈佛大學經濟學學士學位，1979年獲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博士學位。1979－1983年，伯南克擔任斯坦福大學研究生院經濟學助理教授。1983－1985年，伯南克擔任斯坦福大學研究生院經濟學副教授。從1985年開始，伯南克就在普林斯頓大學擔任經濟和政治事務教授，1996－2002年，他出任普林斯頓大學經濟系主任。2002年8月5日，伯南克進入美聯儲，作為決策委員會的侯選成員，並於2003年11月14日被推選為美聯儲委員會正式委員。）
通縮不可小視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通貨膨脹——商品與服務價格明顯不可扼制的上漲，已經成為中央銀行家的災星。形形色色的經濟學家宣稱，通脹是放棄金本位制度，財政政策廢弛，石油和其他大宗商品價格的沖擊，圍繞收入分配的鬥争，過量貨幣供給，通脹預期的自動實現，央行政策的“通脹偏向”等因素的必然結果，各取所好，不一而足。盡管彌漫著“通脹悲觀主義”，但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大部分工業國家的中央銀行即便沒有完全馴服，但也有能力控制通脹恐龍。雖然許多交織的因素成就了這一可喜的局面，但一個基本的原因是，中央銀行家們，同樣重要的還有政治領袖和社會大衆，提高了對通脹的認識，意識到如果聽任經濟過遠偏離價格穩定將付出沉重的代價。
現在，美國的通脹率相當低，但有些人士擔心我們不久可能面臨一個新問題——通貨緊縮，或者說價格下降的危險。每當我們閱讀報紙上有關日本的報道時，就會分明感到，這種擔憂並非純屬假想。日本看來正經歷一次較為溫和的通縮——消費價格每年下降約1%，與此相伴的是，連年痛苦的緩慢增長，攀升的失業率，銀行業和公司部門看似棘手的財務難題。雖然從效果中辨清原因是困難的，但一致的看法是，通縮對日本身陷泥沼充當了一個重要的負面因素。
那麼，通縮對於美國的經濟健康也是一個威脅嗎？不想讓你們的心懸著，我相信，由於兩大原因，在可預見的將來，在美國發生嚴重通縮的幾率是極低的。首先是美國經濟自身的彈性和結構性穩定。多年來，美國經濟已經展示了一種令人贊歎的經受各種沖擊，恢複活力並繼續增長的能力。靈活和有效勞動力和資本市場，企業家傳統，容忍甚至歡迎技術和經濟變革的普遍意願，都有益於這種彈性。在當前形勢下，一個格外重要的保護性因素是我們強有力的金融體制:盡管去年經受了數次不幸的沖擊，我們的銀行系統仍然是健康的、受到良好監管的，絕大多數公司和家庭的資產負債表狀態良好。另一個有利因素是，近來，通脹率不僅低而且相當穩定，結果，通脹預期也紮穩了根。例如，密執安大學的一項調查為消費者敏感指數提供了支持。2002年10月，受訪者對未來5到10年通脹率預期的中值是2.9%，一年前是2.7%，而兩年前則為3.0%——確實是一個穩定的紀錄。
美國應對通縮的第二道“防波堤”，也是我今天演講的核心，是美國聯邦儲備體系本身。國會賦予美聯儲以維護物價穩定的職責(當然還有其他政策目標)，這就非常明確地意味著要防止通縮以及通脹。我深信，美聯儲將採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來防範通縮在美國出現，而且，必要時在政府其他部門的配合下，美國中央銀行擁有足夠的政策工具來確保任何可能發生的通縮將是溫和而短暫的。
當然，我們應該小心，以免信心變成狂妄。通縮事例出現得很少，對其概括是困難的。近日美聯儲對日本的遭遇所作的研究得出結論:對那裡發生的通縮，無論是外國還是日本國内的觀察家都幾乎是完全沒有料到的。這樣，說過了通縮在美國發生的可能微乎其微，但如果完全排除了這種可能，我就過於輕率了。相應地，接下來我想對通縮發生的原因，其經濟後果，可用來應對它的政策工具，作更深入的探讨。在繼續讨論前，我想說明，我的論述只反映我個人的觀點，不一定代表美聯儲理事會和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同事們的觀點。
通縮:原因和後果
通縮被定義為價格的普遍下跌，它強調的是“普遍”這個詞。在任何時候，特別是我們近來經歷的這樣低通脹的經濟裡，一些商品和服務的價格會下降。由於在某一行業内生產率提高和成本下降得比別的行業快，或者對某一行業的產品的需求比對別的商品或服務的需求弱，特定行業内的降價將會發生。這種特定行業内的降價，雖然令業内的生產商不舒服，但通常對整體經濟並不是個難題，也不會構成通縮。只有當價格下降如此普遍，以至於像消費品物價指數這樣基礎廣泛的物價指數出現持續下滑時，通縮“本身”才會發生。
通縮的起源並不神秘。在近乎所有情況下，它都是總需求急跌產生的一種副作用。消費支出下降如此嚴重，生產商必須持續砍價來尋找買者。而且，在大多數情形下，通縮的經濟後果與其他形式的總需求銳降產生的效果是類似的，諸如衰退出現、失業上升、金融陷入困境。
但是，一次通縮性衰退會在一個方面不同於通脹率至少稍微為正的“正常的”衰退:嚴重的通縮會導致名義利率下降至零，或接近於零。一旦名義利率為零，進一步向下調整利率便不能發生。由於貸出者只要有可能持有現金，就不會接受負的名義利率。此時，這個名義利率被稱為觸到了“零界”。
如果通縮嚴重到使名義利率接近零，這就給經濟和政策提出了特殊的難題。首先，當名義利率已經降低至零，借入者付出的真實利率將等於預期通縮率，無論會有多麼高。來看一個看來極端的例子(盡管它在20世紀30年代初的美國真的發生過)。假設某次通縮以每年10%的降幅正在持續。這樣，那些以零名義利率借款一年的人將面臨10%的真實資金成本，因為這一借款必須以購買力已比借入時增加了10%的美元來償付。在嚴重通縮期間，借款的真實成本變得高得驚人。資本投資，新房購買和其他形式的支出相應下降，使經濟下滑更趨惡化。
盡管通縮和名義利率“零界”為尋求借款之人制造了大難題，但它們向通縮開始時已經積累了大筆債務的家庭和廠商施加了更為沉重的負擔。這一負擔之所以加重是因為，即使欠債者可以以較低的名義利率為已欠債務再融資，但隨著價格下降，他們必須以增值(也許是劇烈增值)的美元來償付本金。當1896年，威廉?詹甯斯?佈賴恩在總統競選中發表其著名的“金十字”演說時，他替那些大量抵押借款的農民道出了心聲，他們的真實債務負擔變得更沉重了，這是美國内戰後向金本位制度複歸引發的持續通縮的結果。借款者的財務危局反過來加劇了國家金融體系的脆弱，例如，導致銀行貸款中拖欠劃違約貸款迅速增加。近年來，日本就無疑面臨著“債務性通縮”的難題——通縮引致，債務的真實價值持續升高。更貼近的事例是，在美國遭遇最惡劣通縮的1930年到1933年，即我曾提到的美國物價每年下降約10%的時期，大規模的金融問題，包括違約、破產、銀行倒閉，都是流行的“地方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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