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亞和新西蘭是選擇資本自由流動和自主的貨幣政策最為徹底的例子。兩國匯率在過去的10年之内經歷了上下70%的貶值和升值週期。
歐盟各成員國放棄了自主貨幣(甚至財政)政策，但作為一個整體的同時，歐盟卻又放棄了匯率穩定，允許歐元自由浮動。
中國，以及金融危機後的許多亞洲經濟體，選擇通過對資本流動的管制來取得經濟内部自主的貨幣政策和外部匯率穩定的雙重穩定。目前的問題在於對資本流動的管制能否長期地維持下去。
在過去的20年中，所有發達國家都毫無例外地選擇了資本自由流動。這並不是偶然的。隨著經濟水平的提升和市場化的深入，金融市場會逐步成為所有市場的中樞神經，為其他市場提供信號，降低信息成本，並引導資源的最佳配置。同時，金融市場又具有所有市場的共性，它只有在供給和需求相對自由的情況下才能正常運轉。盡管資本在國際間的流動會帶來許多負面影響，但它卻是實現金融市場的供給和需求自由的重要一環。
與此同時，中國資本流動管制的效力也日漸薄弱，而管制的社會成本也越來越高。目前，中國已占全球貿易的7%，外匯儲備高達5000億美元，民間外匯存款額接近1000億美元。日益龐大的外匯經常項目對資本管制會形成更大的挑戰。
又是一個1971？
佈雷頓森林體系的幽靈並沒有隨著體系的瓦解而離我們遠去。在過去的二三十年中，亞洲各國或多或少都採用了與美元挂鈎的匯率體制，亞洲與美國之間形成了一個區域型的佈雷頓森林體系。由於雙方發展速度的差別和經濟結構的改變，這個區域型的佈雷頓森林體系也逐漸在邁向瓦解。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將是這個過程的代表。
宏觀經濟的三難理論描述的是一個中長期的均衡條件。在過去一年中，許多市場分析據此來推測(或猜測)人民幣匯率在短期内重估的可能性、時機、方式和幅度。這卻是一個誤區。
首先，中國對資本流動的管制雖然不如過去有效，而且社會成本大，但熱錢的流入目前也只能以化整為零的灰色方式流入。國内與國外經濟週期之間有一定的屏蔽。
其次，經濟可以在非均衡狀態維持很長一段時間。只是這一狀態持續越長，最終的調整可能越劇烈。
第三，正如1968年和1969年歷史所展示的，技術層面的短期改善能暫時掩蓋基本層面的非均衡狀態的惡化，從而推遲最終的調整。實際上，受美國經濟疲軟的影響，包括中國在内的東亞經濟體近期通貨膨脹和投資增長率都在逐步回落。
隨機的和非經濟的因素會在人民幣匯率制度變革的過程中起很大影響。我們沒有理由相信亞洲區域佈雷頓森林體系的瓦解一定會依照1971年的模式來展開。況且，我們也不知道2005年將是另一個1971，還是1970或1969。但是，2005年註定會帶給我們無窮的期待，因為我們已來到了一個國際金融大變革的前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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