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種產業進行全球大整合的同時，購並活動也達到空前的水平。跨國交易日益普及，歐洲單一貨幣的發行大有裨益於歐洲内部的整合。公司間的排列組合迅速變化，全球性的獨占和寡頭產業開始出現。目前全世界只剩下四家大的會計公司。類似的集中也發生於其它的金融業界，但比較不明顯。
在此同時，股東的數目在增加，買股票在家庭理財中的重要性迅速提升，股票也在迅速而穩定地上漲。在1998年8月之前，自80年代初期開始漲升的股市只在1987年曾遭受一次重大的挫折，美國標準普爾股價指數在這段時期内上漲了350%。德國市場自1992年9月迄今已經上漲了297%。
通過共同基金持有股票的情形愈來愈普遍，這造成兩個潛在的不穩定源，尤其是在美國。第一個是所謂的財富效應。38%的家庭財富和56%的養老基金都投資於股市。擁有股票的人就擁有很大的紙上財富，他們感到富有，因此他們的儲蓄習慣逐漸消失。個人儲蓄占可支配收入的比率已從1975年最高峰時期的13%減少到目前的0?1%。如果股價持續下跌，持股的意願將會反轉，這將靠成經濟衰退並加深股市的跌幅。
另外一個潛在的不穩定源是共同基金。基金經理人的績效考評全憑與其它基金經理人相比，而不是看他的絕對績效。這件事說起來有點怪，但是其影響卻很深遠，因為這幾乎等於迫使基金經理人採取追隨趨勢的做法。只要跟著大家一起行動，即使賠錢，都不會使他們受到處罰；但如果他們逆勢操作因而相對績效有一點差錯，就可能被炒鱿魚。到了1998年秋，共同基金在習慣於新資金不斷湧入的情況下，現金準備的比率已降到空前的低水平。如果股市逆轉，他們將被迫進場抛售，這將加重股價的跌勢。
無論這有多令人擔心，主要的不穩定源還是來自國際方面。全球資本市場目前正在經歷有史以來最嚴重的考驗，就亞洲危機和其後果。如果全球資本主義體系安然度過目前的考驗，前面將會有一段加速期，把這個體系推到距離均衡更遠的地方。這種更新、更極端的全球資本主義形式將鏟除所謂的儒家資本模式。這種最近萌生的模式是自由市場意識形態的一種可能的替代模式。目前的亞洲危機將使華裔和韓裔的資本家財力大受打擊，並使他們被迫放棄家族式經營。願意如此做的人將可以生存，反之將滅亡。這次危機也加重了亞洲公司的負債。向外國借貸的人的資產負債比將進一步惡化，向國内借貸的人會受到利率上升、獲利減少的雙重打擊。唯一的出路是以股權換債權，或是增資。這種事無法由家族完成，通常也不可能在當地完成，因而除了賣給外資之外別無選擇。結果將是亞洲模式的結束和一個新時代的開始。在這個新時代裡，各國將更緊密地融入全球資本主義體系。國際銀行和跨國公司將大行其道。在地方性的公司中，新一代的家族成員或是在外國受過教育的經理人將位居要津。賺錢將勝過儒家倫理和民族主義的自傲，市場原教旨主義的成見則會進一步強化。一些像馬來西亞這樣不肯放棄其反市場政策的國家將難以為繼。
所以如果全球資本主義體系戰勝目前的危機，可以確定的是世界經濟將比今天還要受制於股票上市的大型國際公司。劇烈的競争將不容許他們對社會問題付出多大心力。當然他們會對環保等有意義的事情口惠一番，尤其是與大衆發生關聯的企業，但絕不會為此而損失其利潤。
另一方面，全球資本主義體系很可能過不了目前的這一關。邊緣國家的經濟還沒有起色，不經過一番痛苦很難改觀。銀行和一些公司可能必需重組，還有很多人會失業。政治局勢非常緊張，而且還在繼續緊張之中。金融危機帶來的政治改革使許多腐敗和獨裁政權瓦解。南韓很幸運能選出金大中這位終生直言抨擊政商勾結的人當新總統。泰國現在的總理川·立派是一個誠實的人，而且得到一個在西方受過教育、市場導向内閣的輔佐。在印尼，蘇哈托被罷黜。在馬來西亞，馬哈蒂爾岌岌可危。中國大陸的經濟改革派仍在當權，不過如果經濟繼續惡化，改革派失勢，就有真正的危險。在整個亞洲，反美、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排外的情緒已經在蘊釀，連日本都包括在内。
此時中心國家的決策可能很重要。直到最近，邊緣所發生的問題是有利於中心的。但亞洲危機的正面效應已經開始消失，負面開始出現。獲利的壓力愈來愈大，有些公司直接受到需求減退和更強競争的沖擊，其它不受國際競争直接影響的服務業也感到勞動成本的上升。股市的上升已到強弩之末。一旦股價反轉，財富效應就會把市場的退卻轉變成經濟的退卻。這將進一步造成對進口貨品的抗拒，並因而再進一步造成邊緣國家的怨怼。
自亞洲危機爆發之後，資本就在從邊緣逃離。如果這些邊緣國家不再對外資重返抱有希望，他們可能會行使主權禁止資本流出。這樣做反而會加強外匯的逃離，使整個體系瓦解。美國也愈來愈只管自己，今天拒絕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增加攤派費用，將與當年國會增收進口關稅造成蕭條有異曲同工之效。
兩者之中那一種會發生，我傾向於後者。但身為一個市場參與者，我要維持心態的開放。我要強調的是，除非我們認清全球資本主義體系是有缺陷的，並且及時行動來匡正在這些缺陷，否則一定會為其缺陷付出代價，不是這次，就是下次。我現在就可以說出危機的最後階段，它一定就是政治危機。本土性的政治連動將發生於各國境内，這些運動將設法驅逐跨國公司，並收回“國家”的財富。有些類似義和團造反的運動也許會成功，這些成功會動搖對金融市場的信心，產生自動的下墜過程。這種情形這一次不發生，就是下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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