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如果貨幣挂的錨是一籃子商品，而這一籃子商品的構成又剛好與物價指數中的商品構成一樣，那就相當於通脹率可以在市場上成交。這時的貨幣制度與貨幣政策是一體兩面的同一回事。貨幣供應量只看著清晰的物價指數來調整，失業率等其它不能在市場成交、模糊不清的指標一率置之不理（實際上這些指標本來就與通脹率有關聯，通脹率穩定，它們自然也就穩定），目標就是穩定幣值。這樣的措施，無貨幣政策之名，卻最能真正實現貨幣政策之實，而且内外目標同時兼顧。這時本國貨幣與其它國家貨幣之間的匯率雖然不是固定的，但波動的原因不是本國貨幣的幣值穩定有問題，而是其它國家貨幣的幣值穩定的問題。私人可以通過外匯市場上的對沖工具（如外匯期貨、期權、掉期）來管理外匯風險，中央銀行根本無需參與。
至於香港的貨幣發行局制度，經張五常的解釋，我也明白了它本質上跟金本位制也非常類似，不同的是這種制度只保鈔票（狹義的貨幣），不保支票（廣義的貨幣）。而衆所週知，這種貨幣制度下，中央銀行也必須放棄（傳統意義上的）貨幣政策。至於香港也會出現經濟波動，主要是香港政府搞福利制度導致工資調整不靈，扭曲了價格信號所致。
在完全明白了張五常的想法之後，我不覺一再地驚歎：“這其實是很簡單的事情啊。為什麼在朱?基之前一直沒有人這麼做呢？”張五常說：“因為沒有人相信能守得住，當年我自己都不信，還批評過朱?基哩。遲至98年的時候，看到他這個貨幣制度的運作效果，我就完全信服了。”我笑道：“難得啊，教授很少會改變自己的觀點的啊。”他說：“不改是因為沒錯，若真是錯了馬上就會改。這才是學者應有的態度。”
我又問：“為什麼朱?基會想出這種制度呢？以放棄貨幣政策調整國内經濟的代價來保錨，這對傳統的中央銀行家——而且是一個大國（而不是香港那樣的彈丸之地）的中央銀行家——來說，不但是難以接受，根本就是不可想象。是因為他沒怎麼學過西方經濟學，所以沒把貨幣政策看成是很重要的政策工具嗎？沒有了這樣的成見，反而能誤打誤撞而撞出這麼一個完美的貨幣制度嗎？（按：我簡直覺得自己是在談金庸小說中那些主人角是怎麼學到稀世武學的了。）”
張五常說：“97年的金融風暴所帶來的壓力應該是起了作用的。這種制度也只會在承受巨大的壓力之下才有可能被迫而成，那是要有不惜一切都要保錨的決心才會願意放棄貨幣政策。”我連聲說：“對對對。當時外間都認準人民幣一定要貶值。恰好朱?基也是個強硬鐵腕的性格的人，認準了死理就不顧一切都要頂住，所以才能有那種不惜放棄貨幣政策的決心。”
我又說：“應該怎麼稱呼這個制度呢？固定匯率制是不對的，因為這種制度下的本國貨幣對其它國家貨幣的匯率是浮動的。叫‘穩定幣值制’好呢？還是叫‘商品本位制’好呢？”張五常說：“最好是叫‘張五常本位制’！”
我又一再地感歎張五常這想法的精妙：“這是很簡單的理論，全是傳統的分析啊。”張五常說：“所以說，我的宏觀全是有微觀基礎的。”我說：“你上一次說自己比弗裡德曼高一點點。”他說：“現在這麼看來，我比弗裡德曼可不止高一點點，而是高了很多哦。”
於是這一場聊天就一如既往那樣，在張五常的“自吹自擂”和我的哈哈大笑中結束了。
（按：事後與J老師讨論我對張五常的解釋的理解，他補充了兩點。其一，他認為金本位制的問題本質不在於黃金供給量不足，而是其它商品價格下降有困難，即具有價格下調的剛性。對這一問題理解的關鍵，在於區分“物價下降”與“通貨緊縮”這兩個概念的不同。對於他這一觀點，我還在考慮之中。其二，他認為張五常的理論其實是以弗裡德曼的貨幣數量論為基礎，加進交易費用的局限，推廣到開放經濟條件下的貨幣制度[弗裡德曼的貨幣數量論是以封閉經濟為前提假設的]。對於這一點，我深表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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