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森：亞洲告別美元？

如果看亞洲貨幣自1965年以來的走勢，我們會發現最近的8年顯得格外特別：無論是兌美元的加權平均匯率還是未加權的平均匯率，都幾乎是一條平坦的曲線，也就是說這8年里亞洲貨幣兌美元幾乎沒有波動，而之前的年份都不是這樣的。這引發了我們的思考：亞洲是不是真的打算就這樣長期盯住美元？如果不是，未來5到10年亞洲貨幣將走向何方？這又將對美國金融市場產生多少影響，亞洲會不會“抛棄”美元？

1新佈雷頓森林體系？

我們的故事要從亞洲之外開始。

1944年，歐洲的經濟體系到了無法運作的階段，急需一個外部動力啟動經濟重建。當年7月，45個國家在佈雷頓森林舉行會議讨論戰後重建和國際金融體系秩序，並最終達成了佈雷頓森林協議。

這個協議主要有兩個內容：第一，實行固定匯率體系，第二，規定由一系列國際機構推動這個體系，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以及日後的關貿總協定。

根據這個體系，歐洲將他們的貨幣與美元挂鈎，並實行固定利率，為了保證對美國的出口，歐洲大多數國家的匯率被低估，結果是美國消費者不斷花錢，並形成了國際收支赤字，而這些赤字由歐洲央行的外匯儲備不斷流入美國資產來彌補。

這個體系運作良好並維持了近四分之一個世紀。“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佈雷頓森林體系最終淡出了歷史舞台，但那時歐洲已經成為一個發達成熟的經濟體並成為金融中心，也就是說，歐洲那時已經不再需要美國了。

聽上去是否有點似曾相識？過去8年亞洲的經濟增長正是這樣，亞洲經濟增長嚴重依賴於美國，導致美國經常賬目赤字不斷增長，而亞洲經常賬目盈餘不斷增長，許多國家干預匯率，亞洲貨幣匯率也被低估（至少短期來說）。隨著亞洲外匯儲備快速增長，這些外匯儲備又回流到美國資產。

這看上去與佈雷頓森林體系時代十分相像：世界進入到一個新的以固定匯率換取增長的時代。

亞洲渴望經濟增長，而且需要以比光靠內需獲得增長快得多的速度，由於中國、印度和其他發展中國家龐大的農村人口，亞洲極需勞動密集型的制造業出口。自然只有發達國家尤其美國能夠成為這些產品的最終市場，而亞洲最好的辦法就是以低估的幣值盯住美元，保持國內工資的低水平，以保證競爭力。

這種狀況能維持多久？理論上，只要亞洲願意這樣做，只要成千上萬的農村人口還沒有全部被吸收到工業勞動大軍中，只要亞洲仍然依靠勞動密集型的出口工業，這種狀況就能一直維持。

這是普遍的解釋，但是我們認為，這不是事實。

2應付“蕭條經濟”的權宜之計

認為亞洲國家盯住美元以獲得巨額貿易順差這種觀點是錯的。事實上，除了上世紀80年代後期外，在1998年之前的25年，不包括日圓的亞洲貨幣一直在對美元浮動，官方對外匯市場的干預也很少。更重要的是，在這25年間（除了上世紀80年代後期）亞洲一直是貿易逆差，而不是貿易順差。

情況自1998年後而改變

但1998年開始整個形勢發生了變化。亞洲貨幣對美元幾乎沒有波動，現在亞洲龐大的貿易順差以前並沒有。

亞洲是否在8年前突然決定採取新的政策？我們不認為如此。

1998年以後的大多數年份，亞洲出口占GDP的份額事實上沒有增長。實際上，貿易順差不斷擴大是因為亞洲進口比例的縮小，這正是因為亞洲金融風暴後，亞洲的資本支出大幅縮減造成的。

大多數亞洲國家從正常的經濟發展軌道中進入了“蕭條”經濟，投資需求的驟降導致進口支出的下降，從而使貿易順差不斷刷新紀錄，這自然帶來了巨額外匯流入，引起貨幣升值的壓力，但政策制訂者面對的是內需乏力、產能過剩、通貨緊縮，而出口成為為數不多的能拉動經濟的引擎。如果讓貨幣升值，意味著更大的通貨緊縮壓力，並使出口受損，這可能導致更加嚴重的內需不足，進口需求不足，更大的貿易順差，從而導致更大的升值壓力，從而形成惡性循環，所以我們認為，亞洲各國的央行在當時沒有選擇，只能讓匯率保持穩定。

如何結束？

如果國內需求和產能利用恢復正常，就沒有理由再沿用盯住美元的匯率，亞洲央行將減少外匯市場上的干預，讓匯率更加自由地浮動。

那麼實現這個過程可能要多久？這最好先從評估國內投資和貿易平衡狀況開始。我們的結論是，最壞的時間已經過去，但是進程仍將是緩慢的。

先看投資，投資在GDP中的比重已經開始顯現恢復的迹象，更重要的是，實際的建設活動在過去2年中恢復為增長，房地產價格的上漲也表明亞洲供應過剩的時代正在結束。

如果看亞洲貨幣自1965年以來的走勢，我們會發現最近的8年顯得格外特別：無論是兌美元的加權平均匯率還是未加權的平均匯率，都幾乎是一條平坦的曲線，也就是說這8年里亞洲貨幣兌美元幾乎沒有波動，而之前的年份都不是這樣的。這引發了我們的思考：亞洲是不是真的打算就這樣長期盯住美元？如果不是，未來5到10年亞洲貨幣將走向何方？這又將對美國金融市場產生多少影響，亞洲會不會“抛棄”美元？

1新佈雷頓森林體系？

我們的故事要從亞洲之外開始。

1944年，歐洲的經濟體系到了無法運作的階段，急需一個外部動力啟動經濟重建。當年7月，45個國家在佈雷頓森林舉行會議讨論戰後重建和國際金融體系秩序，並最終達成了佈雷頓森林協議。

這個協議主要有兩個內容：第一，實行固定匯率體系，第二，規定由一系列國際機構推動這個體系，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以及日後的關貿總協定。

根據這個體系，歐洲將他們的貨幣與美元挂鈎，並實行固定利率，為了保證對美國的出口，歐洲大多數國家的匯率被低估，結果是美國消費者不斷花錢，並形成了國際收支赤字，而這些赤字由歐洲央行的外匯儲備不斷流入美國資產來彌補。

這個體系運作良好並維持了近四分之一個世紀。“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佈雷頓森林體系最終淡出了歷史舞台，但那時歐洲已經成為一個發達成熟的經濟體並成為金融中心，也就是說，歐洲那時已經不再需要美國了。

聽上去是否有點似曾相識？過去8年亞洲的經濟增長正是這樣，亞洲經濟增長嚴重依賴於美國，導致美國經常賬目赤字不斷增長，而亞洲經常賬目盈餘不斷增長，許多國家干預匯率，亞洲貨幣匯率也被低估（至少短期來說）。隨著亞洲外匯儲備快速增長，這些外匯儲備又回流到美國資產。

這看上去與佈雷頓森林體系時代十分相像：世界進入到一個新的以固定匯率換取增長的時代。

亞洲渴望經濟增長，而且需要以比光靠內需獲得增長快得多的速度，由於中國、印度和其他發展中國家龐大的農村人口，亞洲極需勞動密集型的制造業出口。自然只有發達國家尤其美國能夠成為這些產品的最終市場，而亞洲最好的辦法就是以低估的幣值盯住美元，保持國內工資的低水平，以保證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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