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引力的提升(2)

    “英特爾的提問給我們的壓力非常大，如果你回答不好，英特爾再把成都否了，我們就沒機會了。”成都外經貿局副局長王琳說出了當時生死攸關的情況。記者手上拿到的見諸文字的問題及成都的回答，就有三大本。為了確保成都專案的成功，英特爾組建了人力、物流、電信、建築、社會治安、稅收、通關六個專業調查組，輪番到成都考察、提問。他們來成都之前會有個問卷，要成都方面兩三天內回答，英特爾覺得你回答清楚了，他就不再追問，如果他有一點點的疑問，就會當面再提很多很多相關問題，這種可怕的問法，被成都方面稱為“窮盡提問”。

    例如，成都回答從市區到英特爾的廠區交通方便。好，怎麼個方便？問題就來了。從成都市區的東南西北到英特爾廠區有多少班次公交車？具體線路怎麼走？每條線路每班車間隔是多少時間？到英特爾廠區需要多少時間？每條線路的高低峰時間等。由於英特爾主要是靠大量提問來了解每個候選城市，所以成都回答好每個問題，就使勝利的天平一點點地向成都傾斜。盡管成都方面準備充分，但英特爾有時問得實在是出人意料。在考察成都為英特爾投資準備的600畝土地時，英特爾提出要了解當地的農民支不支援英特爾專案，隨後又提了個很人性化也很“怪”的問題：“英特爾在這里建廠，原來生活在這里的小鳥會飛到哪兒去？”成都方面耐心而合理地解釋道小鳥也得到了“妥善安置”，英特爾才滿意。成都為英特爾準備了一份詳細的人居環境調查報告，報告還寫明成都有幾個適合外籍人員居住的社區、面積及房價；有幾間國際學校，用的什麼教材，收費如何；國際醫院的服務收費等。但盡管這樣，英特爾仍不完全滿意，他們不僅要實地考察，還到超市里專門找一種美國牌子的奶粉，看成都能不能適應英特爾外籍員工孩子的“胃口”。對照英特爾近乎苛刻的高要求，成都發現在國際化和物流基础設施上自己還有差距，因此也促使成都加快改善。真正的拷問說來就來。2002年7月16日，由英特爾公司副總裁南希·派敏蒂帶隊，下轄包括財務成本組、物流運輸通關組、人力資源組三個考察談判團莅臨成都。成都英特爾專案領導小組人人心裡都清楚，對方此行決定著成都是否有資格留下英特爾。成都進入“大考”的關鍵時刻。稅收問題、用電問題、環保問題、海關問題等都一路“談”過來了，最後的焦點集中到政府激勵措施上——實際上就是成都市政府能有多大程度的讓步。這是利益之爭。談判陡轉直下，進入僵局。

    時間緊急，情況危急。客人這一走可能再也不會踏上成都這片土地，兩年來的工作將付水東流，成都將損失惨重。這時，市長李春城出乎意外地出現在世紀廳的門口。

    午飯匆匆用畢，李春城將南希等幾個高級官員請到了餐廳旁的小型會議室。與李春城談了僅僅半個鐘頭，南希陰沉的臉上露出了笑容。

    尘埃即將落定。2003年3月11日，英特爾副總裁南希女士再次率團赴蓉進行第二輪正式會談。8月，英特爾公司首席執行官克瑞格·貝瑞特來成都，宣佈了最後的決定。 （資料來源：二○○三年九月二十一日《中國經濟時報》 ）

    王志綱看英特爾落戶成都前幾年英特爾準備在中國落戶，五個城市搶奪英特爾，上海、杭州、西安、蘇州、成都，最後花落成都。可以這麼講，當時的成都是不具備競爭實力的，講硬體和影響比不過上海，講浪漫和經濟發達比不過蘇州和杭州，講文化根底厚實和科研院校雲集又比不過西安，最後卻花落成都，讓成都搶到了。

    成都怎麼搶到的呢？我當時也是西安的顧問，陝西省委一位領導見到我說，本來英特爾已經基本確定在西安了，但最後卻改變態度，為了這一點他自己三天三夜沒睡好覺。他說他們幾乎答應了英特爾所要的所有條件，包括地不要錢、配套幾千畝地打造一個國際社區。我問他為什麼讓成都拿去了？

    他說除了這些以外，真正吸引英特爾的可能還是一種軟實力。軟實力是指什麼？

    英特爾就像一個美麗的姑娘，我們成天給她獻花，邀她跳舞，最後她卻跟了別人不註意的小伙子。

    這小伙子吸引她的地方是什麼呢？他也許能夠炒一手好川菜，讓她每天過得舒舒服服的，成都就扮演這個角色。英特爾發現成都這個地方很休閑，很安逸，很舒服，人們不浮躁。在這樣的環境里，人們的幸福指數很高，即使在外面能掙五千塊錢人也不去，在成都掙三千塊錢就覺得很幸福，覺得這里是做IT產業、做軟體最好的地方。在北京、上海，每個人琢磨的就是如何跳槽，成天處於一種非常活躍的狀態。

    而成都文化是一種茶館文化，坐下來可以擺龍門陣，產生創意無限，這就是IT行業最需要的東西，所以老外一下子就發現了成都的這種價值。

本文摘自《城變——一個中國傳統城市的細胞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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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成都“破蛹化蝶”的全景呈現，城市再造、戰略經營的當代範本，和盤託出一個中國傳統城市經歷驚世之變中的社會經濟學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