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誰？

    我是誰？

    探讨成都市的城市發展戰略，首先要解決的一大問題，就是成都市的城市定位的問題，也就是要回答好“我是誰”的問題。而用什麼樣的眼光和視野看待成都，是尋找城市戰略突破口的關鍵所在。欲把握成都，先來了解一下成都的城市底蘊。在中國的政治經濟版圖上，成都自古以來就有著與衆不同的戰略地位，以至於歷來有“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治蜀未治”一說。

    在今天的武侯祠仍懸挂著一副著名的對聯：“能攻心則反侧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戰；不審勢則寬嚴皆誤，後來治蜀要深思”，並深受毛澤東的贊賞。只要稍微查閱一下成都的歷史，可以清楚地看到這里幾千年來俨然就是一個獨立王國，所謂“水旱從人，不知饑馑”，也造就了這座城市獨特的文化生態環境，堪稱一個“最不像西部的城市”。

    讓我們再來看一下已有的成都的城市定位。圍繞著成都的城市定位，出現了各種各樣的版本，可謂五花八門，但基本視野沒有變化。成都人談起成都，多少有幾分陶醉，但這里的確是一片得天獨厚的人間樂土。按照官方的說法，成都在1993年就被國務院定位為西南地區的“三中心、兩樞紐”——商貿流通中心、金融中心、科教文化信息中心及綜合交通樞紐、通信樞紐，但這種提法與近在咫尺的重慶大同小異。後來在西部大開發的背景下，成都自己又提出要打造“西部戰略高地”的口號。也有很多帶有城市推廣色彩的說法，像什麼“多彩之都”、“美食之都”、“成功之都”等。成都需要什麼樣的城市定位？首先需要明確的一點就是：這個定位不僅是給成都人自己看的，更是給中國人看的；不僅是給今天看的，更是給明天看的；不僅是功能性的，更是包容性的。那麼，究竟應該用一把什麼樣的尺子來衡量成都的價值和戰略地位？成都究竟是巴蜀的成都、四川的成都、西部的成都，還是中國的成都乃至世界的成都？於是，在什麼樣的坐標上來解讀成都，成為人們考慮一切問題的出發點。

    此時，必須跳出成都、跳出西部，從更大範圍的城市經濟格局的坐標上來定位成都。可以看到，在全球化的影響下，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推進，在中國的經濟版圖上，已經形成了三大城市經濟圈——京津唐城市圈、“長三角”城市圈、“珠三角”城市圈。這三大城市圈，面積不到中國的10%、人口不過20%的國土上，卻聚集了每年中國新增財富的70%，已經成為支撐中國實力的創富平台，也是中國城市化起步最早、發展最成熟、最具規模的地區，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仍將擔負著中國城市化領頭羊的角色。但顯而易見的是，這三大城市群都無一例外地處在東部地區，占國土面積2/3的西部卻是一個巨大的空白。為了實現中國經濟的均衡增長和可持續發展，關鍵在於中西部的崛起。

    沒有西部的城市化，就難以想象中華民族的集體复興，而西部崛起的關鍵還在城市。於是，中國的經濟格局出現了這樣一幅畫卷：東部三大城市圈為中國的綜合實力奠定了堅實的基础，猶如一支強勁的長弓；長江流域經濟帶則如一支利箭，張弓搭箭，確立了中國經濟整體均衡發展的格局。但決定這支箭的射程和威力的關鍵不僅在於弓，更在於是否有強有力的支點。也就是說，從國家戰略出發，東部的城市群做得再好也只是錦上添花，而西部城市群則具備不鳴則已、一鳴驚人的可能。在城市中國這個引弦待發的格局上，幅員遼闊、發展滞後的西部亟須形成新的城市圈作為發力點。在中國城市經濟張弓搭箭“3+1” 的新格局下，“3+1”的“1”，只可能出現在西部。這是歷史賦予西部的一個沒有任何理由拒絕的天時。放眼西部，誰最有條件競爭“1”的角色呢？人們的目光自然落在躁動的成渝經濟圈上。

    在中國西部大開發的歷史背景下，成渝城市圈的戰略地位凸顯：作為長江經濟帶的起點、西部城市軸的中心，成渝城市圈北拉西北、南帶西南、東聯華中、西引西藏，是西部最容易形成真正意義上的城市群的區域。按照當時的統計，成都與重慶，一個是西南地區傳統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一個是國家重點扶持的直轄市，二者的經濟總量占西部12省、市、區的1/4。成渝城市圈的人口總數超過6 000萬，2002年的社會商品零售總額達1 473億元，是西部地區最大的消費市場。成渝城市圈地理位置優越，交通便捷，歷來是西部重要的交通樞紐。無論是從經濟總量還是戰略地位上講，成渝城市圈在經濟總量上遠大於可能形成的大武漢城市圈；在戰略地位上更強於沿海地區可能形成的遼寧、山東、吉黑、蘇西皖南四大新生城市圈。

    相比較而言，西部的另外一個有爭做“西部第一城”實力的城市西安，雖然佔據西北戰略要沖，擁有深厚的文化底蘊，在自己的勢力範圍內也歷來是一枝獨秀，無人能與之爭鋒。但是，西安畢竟是陝西省的單核城市，顯得勢單力薄，終難與成渝相抗衡。由此可見，以重慶和成都為兩極的長江上遊（成渝）城市圈，最有可能成為啟動西部大開發的龍頭，取得進入“3+1”格局的入場券。中國經濟張弓搭箭好風憑借力，送我上青雲。如果站在整個中國城市化和城市格局發展態勢的層面上去打量成都，既然歷史的聚光燈開始眷顧成渝，成都自然沒有理由不按照一個更宏偉的目標重新規劃。中國經濟“3+1”格局的戰略平台，給了成都充分的信心和底氣

    。成都在這個廣闊的平台上對自身的城市發展模式進行了一次脫胎換骨的再造。對於杭州、深圳這樣的城市來說，無論它們如何發展，都只是所處城市群的二線成員，而成都則很有可能執城市群之牛耳。於是，仿佛一夜之間，原本不起眼的西部二線城市——成都，被放到了一個國家的戰略層面上。正是這種戰略的高度，給成都未來的發展帶來了巨大的張力。

    在中國經濟格局“3+1”的宏觀判斷下，重新審視成都時可以發現，成都不僅是四川的成都、巴蜀的成都、西部的成都，更是中國的成都。在中國的城市化未來幾十年的舞台上，成都註定要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成都的歷史使命不再是僅僅滿足於作為西南區域的經濟中心城市，成都應該最大限度地發揮其自身的潛力與優勢，真正成為中國東西部經濟聯動的主力二傳手和主傳動軸，成為中國西部的支點。

本文摘自《城變——一個中國傳統城市的細胞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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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成都“破蛹化蝶”的全景呈現，城市再造、戰略經營的當代範本，和盤託出一個中國傳統城市經歷驚世之變中的社會經濟學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