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辛亥年(2)
孤軍奮戰一夜,86條鮮活的生命永遠留在了一個叫黃花崗的地方(註:廣州起義的死亡人數一直存在爭議,這里採用的是最新考證的數字,但更多的人們似乎習慣用“黃花崗72烈士”這個數字),只有包括黃興在內的少數人僥幸逃脫。謀事不足、熱血有餘的年輕小伙子們在舉事以前就已經預料到失敗,幾乎每人都留下了悲壯如歌的“絕命書”。近百年以來,每當人們讀到這些帶血的文字,都不免潸然淚下。
黃花崗起義失敗不到一個月,另一場規模超過黃花崗起義一百倍還不止的抗議政府運動,在帝國各地興起。這場後來被人們稱為“保路運動”的反抗壯舉,自發的成份顯然更多,雖然運動當中也產生了各式組織者和領導者,但沒有充分證據表明革命黨人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中國人對鐵路這種現代文明的產物,一開始就如同對待其他的西方事物一樣,感情較為複雜:
很多中國人認為鐵路會破壞人類與自然的和諧。它們長長地切開大地,打亂了正常的節律,轉移了大地仁慈的力量,它們使道路和運河工人失業,改變了業已形成的市場模式。雖然一些十九世紀中葉的學者指出,鐵路是西方工業發展的主要源泉,但是建在中國上海附近的第一條很短的鐵路還是於1877年被地方官員收購撤毀。(註:史景遷《追尋現代中國》,上海遠東出版社2005年版)
這期間,西方各國不斷地向大清政府表示,他們願意為帝國的鐵路建設提供貸款。盡管如此,到1896年時中國的鐵路線還是不足二百公里。但新舊世紀之交的時候,大清政府突然對鐵路發生了濃厚的興趣。與外國列強在其勢力範圍內大修鐵路的同時,帝國政府也有了自己雄心勃勃的鐵路修建計劃,龐大的建設資金主要來自西方各國銀行金融集團的貸款,複雜的技術也由外國的工程技術人員提供。這一時期,中國主要的鐵路幹線,幾乎都由外國人主持修造。
新的世紀到來之後,民族主義情緒不斷高漲,民族覺醒運動彼伏此起。作為民族主義浪潮的一部分,帝國各地紛紛發起了收回路權運動。幾乎覆蓋各省的各類收回路權團體,通過發行債券等多種形式募集資金,試圖改變由外國人控制中國鐵路的現狀。1905年,由中國工程師詹天佑主持修造的京張鐵路正式開工。該鐵路計劃穿越地理條件最為惡劣的八達嶺山區。經過極為艱難的施工,這條全部國產化的鐵路於四年後全線竣工。這對致力於從外國人手中收回路權的人們,無疑是一種極大的信心支援。到1910年的時候,收回路權運動有了顯著成效,多條鐵路成功地擺脫了外國人的糾纏,轉為由民間投資建設並經營,其中,武漢到廣州的粵漢線、武漢到成都的川漢線兩條幹線鐵路皆由民間商辦。
大清政府新組成的權力中樞,出於經濟利益和政治穩定的雙重考慮,決定實現帝國整個鐵路系統的國有化。年輕的滿族權貴們,似乎從來就沒有意識到這當中的複雜性,也沒有預料此舉可能產生的嚴重後果。1911年5月9日,關於鐵路幹線國有化的诏書下達。
“敢為天下先”的湖南民衆率先起而反之。诏書下達的第五天,長沙舉行了萬人群衆集會,隨後,長沙至株洲的萬餘鐵路工人的示威,抗議的參與者們號召商人罷市,學生罷課,拒交租稅。四川民衆亦聞“诏”而起,四川保路同志會僅僅成立數天,就有十幾萬民衆加入其中,20多萬民衆在省城與政府軍隊發生了激烈的武裝沖突。
大清政府的反映迅速而簡單,駐紮在附近省份的軍隊,一部分被火速調入四川。
沒有可靠的理由說明,這次軍事調動與接下來在武昌發生的新軍暴動,有什麼必然的聯繫。當時,駐紮武漢三鎮的新軍近二萬人。在武漢活動頻繁的文學社和共進會——遊離於同盟會、光复會之外的革命小團體——宣稱,加入革命團體以及傾向革命的,占這二萬新軍的三分之一還要強。新軍暴動一直在緊張的籌備之中,但具體的計劃和發動的確切時間還沒有最終確定。突如其來的軍事調動,顯然打亂了暴動的部署,因為,新軍大部被調往四川,這其中革命黨人所占的比例,較留守武漢的部隊為高。為此,暴動計劃一再修改,起事的時間也一再延遲。
10月9日,暴動的指揮者之一孫武,在漢口俄租界的一間會議室進行的裝配炸彈試驗中,因旁觀者吸煙,不慎引爆炸彈。這位與兩千多年前中國著名軍事家同名同姓的革命黨人,此前被指定為暴動部隊的總參謀長,隨身攜有多份與暴動相關的重要文件。雖然被炸傷的孫武迅速脫離了爆炸現場,但據傳,聞聲而來的俄國巡捕搜走了所有文件,並在極短的時間內轉給大清當局。
本書從管理的角度,以細節的眼光審視歷史,以哲學的高度評說得失。分析了1750——1950年這個時間段的中國經濟由盛而衰的原因,並且與同時段的西?國家做對比,讓人們從中絕望中找到希望,看到中國發展強大的前景,重現大國的崛起。
本書視角獨特,分析到位,展現了中國從1750-1950年這200年歷史的真正面貌,給人以警示和借鑒。
黃花崗起義失敗不到一個月,另一場規模超過黃花崗起義一百倍還不止的抗議政府運動,在帝國各地興起。這場後來被人們稱為“保路運動”的反抗壯舉,自發的成份顯然更多,雖然運動當中也產生了各式組織者和領導者,但沒有充分證據表明革命黨人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中國人對鐵路這種現代文明的產物,一開始就如同對待其他的西方事物一樣,感情較為複雜:
很多中國人認為鐵路會破壞人類與自然的和諧。它們長長地切開大地,打亂了正常的節律,轉移了大地仁慈的力量,它們使道路和運河工人失業,改變了業已形成的市場模式。雖然一些十九世紀中葉的學者指出,鐵路是西方工業發展的主要源泉,但是建在中國上海附近的第一條很短的鐵路還是於1877年被地方官員收購撤毀。(註:史景遷《追尋現代中國》,上海遠東出版社2005年版)
這期間,西方各國不斷地向大清政府表示,他們願意為帝國的鐵路建設提供貸款。盡管如此,到1896年時中國的鐵路線還是不足二百公里。但新舊世紀之交的時候,大清政府突然對鐵路發生了濃厚的興趣。與外國列強在其勢力範圍內大修鐵路的同時,帝國政府也有了自己雄心勃勃的鐵路修建計劃,龐大的建設資金主要來自西方各國銀行金融集團的貸款,複雜的技術也由外國的工程技術人員提供。這一時期,中國主要的鐵路幹線,幾乎都由外國人主持修造。
新的世紀到來之後,民族主義情緒不斷高漲,民族覺醒運動彼伏此起。作為民族主義浪潮的一部分,帝國各地紛紛發起了收回路權運動。幾乎覆蓋各省的各類收回路權團體,通過發行債券等多種形式募集資金,試圖改變由外國人控制中國鐵路的現狀。1905年,由中國工程師詹天佑主持修造的京張鐵路正式開工。該鐵路計劃穿越地理條件最為惡劣的八達嶺山區。經過極為艱難的施工,這條全部國產化的鐵路於四年後全線竣工。這對致力於從外國人手中收回路權的人們,無疑是一種極大的信心支援。到1910年的時候,收回路權運動有了顯著成效,多條鐵路成功地擺脫了外國人的糾纏,轉為由民間投資建設並經營,其中,武漢到廣州的粵漢線、武漢到成都的川漢線兩條幹線鐵路皆由民間商辦。
大清政府新組成的權力中樞,出於經濟利益和政治穩定的雙重考慮,決定實現帝國整個鐵路系統的國有化。年輕的滿族權貴們,似乎從來就沒有意識到這當中的複雜性,也沒有預料此舉可能產生的嚴重後果。1911年5月9日,關於鐵路幹線國有化的诏書下達。
“敢為天下先”的湖南民衆率先起而反之。诏書下達的第五天,長沙舉行了萬人群衆集會,隨後,長沙至株洲的萬餘鐵路工人的示威,抗議的參與者們號召商人罷市,學生罷課,拒交租稅。四川民衆亦聞“诏”而起,四川保路同志會僅僅成立數天,就有十幾萬民衆加入其中,20多萬民衆在省城與政府軍隊發生了激烈的武裝沖突。
大清政府的反映迅速而簡單,駐紮在附近省份的軍隊,一部分被火速調入四川。
沒有可靠的理由說明,這次軍事調動與接下來在武昌發生的新軍暴動,有什麼必然的聯繫。當時,駐紮武漢三鎮的新軍近二萬人。在武漢活動頻繁的文學社和共進會——遊離於同盟會、光复會之外的革命小團體——宣稱,加入革命團體以及傾向革命的,占這二萬新軍的三分之一還要強。新軍暴動一直在緊張的籌備之中,但具體的計劃和發動的確切時間還沒有最終確定。突如其來的軍事調動,顯然打亂了暴動的部署,因為,新軍大部被調往四川,這其中革命黨人所占的比例,較留守武漢的部隊為高。為此,暴動計劃一再修改,起事的時間也一再延遲。
10月9日,暴動的指揮者之一孫武,在漢口俄租界的一間會議室進行的裝配炸彈試驗中,因旁觀者吸煙,不慎引爆炸彈。這位與兩千多年前中國著名軍事家同名同姓的革命黨人,此前被指定為暴動部隊的總參謀長,隨身攜有多份與暴動相關的重要文件。雖然被炸傷的孫武迅速脫離了爆炸現場,但據傳,聞聲而來的俄國巡捕搜走了所有文件,並在極短的時間內轉給大清當局。
本文摘自《從絕望中找到希望》
本書從管理的角度,以細節的眼光審視歷史,以哲學的高度評說得失。分析了1750——1950年這個時間段的中國經濟由盛而衰的原因,並且與同時段的西?國家做對比,讓人們從中絕望中找到希望,看到中國發展強大的前景,重現大國的崛起。本書視角獨特,分析到位,展現了中國從1750-1950年這200年歷史的真正面貌,給人以警示和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