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辛亥年(1)

　　熱熱鬧鬧的預備立憲，對病勢沉重的大清帝國療效甚微，滿洲皇族少壯們的一意孤行，讓原本支援政府的立憲派扭頭而去。從理論上來說，一直與立憲派拳腳相加的革命派，此時應該趁勢而上，大出風頭。然而，革命的形勢似乎並不樂觀，至少在1911年——農歷辛亥年——剛剛到來的時候，人們還沒看到後來史書中描述的那種風雲激蕩的壯闊場景。

　　革命黨人的暴動和暗殺依然在不斷地上演，但沒有出現多少令人興奮的結果。同盟會成立以後在南部地區組織的幾次暴動，均以失敗而告終，新近的一次失敗，即發生在剛剛過去的一年里。同一年，“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的美男子汪精衛，北上刺殺攝政王載沣，只是為自己贏得了美名以及美人（註：汪精衛北上行刺之前，同盟會成員陳碧君為汪壯行時說，明天你就要去死了，我沒有別的送你，把我的身體送給你吧！汪、陳遂成伉俪），而攝政王毫發未損。革命所需的經費籌措，殊為不易，承諾不斷而兌現絕無，讓越來越多的捐助者逐漸喪失了信心。革命遠未成功，同志們也並未氣餒。籌款活動依然在“內地同志出命，海外同志出財”這樣充滿激情的演說中進行，新的暴動也在醞釀之中。革命領袖孫中山不斷地鼓勵因長期遭受失敗而情緒低落的同志們，“一敗何足餒”，“革命不怕受騙，也不怕失敗。那怕一百件革命事業有九十九件失敗，而只有一件成功，革命就可勝利”。

　　同盟會加強了在各地新式軍隊中的滲透工作。新軍中已經有不少官兵加入了同盟會，經過他們的努力工作，支援或傾向革命官兵越來越多。從過去依靠會黨到將來依靠新軍，這是一個具有決定意義的轉變，不久之後上演的大型革命劇，新軍出演了其中最為重要的角色。

　　新軍泛指大清帝國按西方操典組織訓練的軍隊。袁世凱在天津小站練成的北洋軍隊，應該是中國近代新式軍隊的鼻祖。1901年以後，大清政府議定重新組織軍隊，以替代滿洲八旗和由地方團練發展而來的武裝力量，新軍遂在帝國遍地開花。到1911年，分佈於帝國各地的新軍估計在50萬上下。1905年大清政府宣佈廢除科舉後，大批年輕的讀書人出於功名無望而投筆從戎，從年齡上計算，他們應該是新軍中的主幹力量，加上新軍招錄條件較為苛刻，因而新軍官兵皆具有良好的個人素質，容易接受新生事物。這些渴望上進的年輕人，在民族主義的情緒感染之下，很容易迸發沖天豪情。這也是革命黨在新軍中得以發展的原因之一。

　　在那個動蕩的年月里，帝國的中央政府同樣希望控制這批舉足輕重的武裝，以滿足中央集權的需要。預備立憲期間，中央政府即成立了陸軍部，將各省的新軍整編成36鎮，由北京統轄。隨後，一批在新軍很有威望的將帥，紛紛以明升暗降的傳統招數，被調離他們所統轄的軍隊。但這些調離的將帥們從來就沒有擔心過兵權的喪失，因為以中國的傳統，軍隊往往只服從於他們的統帥，即使他們的統帥已經調離，但對他們依然有無與倫比的影響力。這種情況在帝國的歷史上已經存在多年，在未來的中國，依然會持續若幹年。

　　實際上，中央政府控制新軍的能力，十分有限。革命黨人自然也不能控制新軍，孫中山自始至終就沒有自己可以調動的軍隊。相互對立的雙方，為著各自的目的，在新軍中展開了爭奪，但爭奪的結果一開始就十分明顯，勝利不屬於雙方中的任何一方，而是屬於能夠控制軍隊的人。這就是當下中國政治的奇特風景。帝國政府對革命黨人在新軍中的活動了然於胸，為免將新軍逼至類似兩千多年前陳勝、吳廣那樣的困境，而對新軍中的革命黨人採取了姑息的態度，曾多次指示各地督撫，“如搜獲逆黨名冊，立即銷毀，毋得稍事牽連，致滋擾累”。帝國政府此種投鼠忌器的心態，為革命黨人在新軍中的活動預留了極大的空間。

　　盡管在新軍中的策動工作取得了不錯的成績，但革命黨人新的暴動計劃還是遭到了挫折。在募來了一筆16萬元的巨款後，財大氣粗的孫中山不失大炮本色，制訂了一個龐大的暴動計劃。在這個新的暴動計劃中，先以同盟會會員組成的敢死隊攻占廣州，再以廣州新軍為主力組成的十路大軍，分頭挺進湖南、江西，另在長江流域策動新軍舉兵響應，各路大軍於南京會師之後，舉行北伐，直搗北京。

　　計劃的龐大並不等於計劃的週密。當黃興帶領部分暴動人員於4 月下旬潛入廣州時，發現廣州已經戒備森嚴。原來，4月上旬，另一同盟會會員溫生才私自潛入廣州，實施他的行刺計劃，引起了當局的警覺。顯然，這兩個計劃缺乏必要的協調。

　　黃興還是發動了攻擊。可是，當黃興帶領他的敢死隊員向廣州督府發起沖鋒時，計劃中的其他各路大軍並沒有出現。

本文摘自《從絕望中找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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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從管理的角度，以細節的眼光審視歷史，以哲學的高度評說得失。分析了1750——1950年這個時間段的中國經濟由盛而衰的原因，並且與同時段的西?國家做對比，讓人們從中絕望中找到希望，看到中國發展強大的前景，重現大國的崛起。
本書視角獨特，分析到位，展現了中國從1750-1950年這200年歷史的真正面貌，給人以警示和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