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逆流(2)

　　慢慢地，一些不無想象力的說法得到流傳：

　　（洋人）必取中國人睛配藥點之，而西洋人睛罔效，故彼國人死，無取睛事，獨中國人入教則有之。

　　（洋人）能咒水飛符，攝生人魂與奸宿，曰神合。又能取婦女發爪置席底，令其自至。取男童女童生辰粘樹上，咒之，攝其魂為耳報神，……甚或割女子子宮、小兒腎子，及以術取小兒腦髓心肝！

　　山東省先後兩任巡撫張汝梅、毓賢，均屬極端仇外人士。義和拳是他們在本世紀快要結束的時候一個偉大的發現。他們認為，義和拳追殺教民、攻打教堂，簡直就是愛國主義的壯舉。他們向朝廷建議，改義和拳為團練，以便控制，並將其更名為義和團。他們把義和團的拳民稱為良民，默許他們設廠練拳，甚至還為義和團作了必要的政治策劃，為義和團提出了“扶清滅洋”的政治口號，以便將來能向政府推薦而為政府所用。

　　義和團自始至終也沒有形成統一的組織和指揮機構，而只是以壇、廠為單位，派別系統十分複雜。經常的情形就是，幾個人相聚在一起，開壇設廠，在頭上紮上一塊紅色或者其他顔色的頭巾，穿上與常人相異的衣裳，往臉上塗一把亂七八糟的油彩，然後就能自稱或者被稱為義和團了。地方大員的支援，自然產生了不可估量的導向作用，底層民衆遂紛紛開壇練拳。霎時間，義和團在華北平原遍地開花，山東、直隸兩省尤甚。義和團的打擊對象也在不斷地擴大，到了後來，一切與“洋”有關的物事皆在被剿之列，除了殺傳教士、教民以及搗毀教堂之外，他們割電線、扒鐵路、毀學校、燒洋貨，但凡沾上洋氣的人和物，必欲除之而後快。仿佛不如此彻底地滅洋，就不能表現義和團的英雄氣概和愛國情懷。

　　義和團絕無分寸、毫無節制的滅洋“壯舉”，讓外國不無擔憂。各國使節不斷地向北京提出抗議，要求大清政府採取措施，盡快禁止義和團運動，以保證外國人的人身安全和各國在華利益。毓賢等人遂被撤職查辦，各地也接到了限期剿滅拳匪的诏令。

　　毓賢等人由此反而得以遊說京師，他們不辞辛勞，連日奔走於中央各部以及大小官員之間，為義和團宣傳造勢。毓賢們添油加醋般地描繪，產生了良好的效果。那位急於讓兒子登上皇帝寶座的親王載漪以及圍繞在他身邊的皇族成員們，那位經常把“民不聊生”念成“民不邪生”的軍機大臣剛毅，那位在東交民巷路南“與鬼為鄰，望洋興歎”的內閣大學士徐桐……一個個都熱血沸騰。這些位高權重的達官顯貴天真地認為，天降神兵，揚我中華國威的機會終於來到。西太後於不斷地聽到義和團的法術和神奇之後，最後決定利用義和團，給可惡复可恨的洋人一個教訓。

　　接任山東巡撫的袁世凱，親臨義和團所設立的壇廠，用德國造的洋槍，檢驗“刀槍不入”的真僞；首席軍機榮祿也來到義和團大本營，觀摩了義和團神奇的表演。之後，他們在報告中，向以西太後為核心的帝國最高決策機構明確地表稱，義和團不可用！但這無濟於事。包括西太後在內的大多中樞政要，大腦已經熱得發燙。

　　局勢終於不可遏制地一天比一天惡化起來，1900年春夏之交，大批義和團進入北京。莊親王、端郡王的王府，如今變成了義和團的神壇，就連於謙廟這樣高雅聖潔的地方，也都成了拳廠。黃蓮聖母被請進了政府衙門，平日里高高在上的官員，此刻卻恭敬地叩頭下跪；大阿哥白衣赤帶，一臉英氣，出任義和團總壇二師兄。義和團在當年的人氣之旺大大超過了近幾年流行的“超女”，是本年度北京城最為流行的時尚，上自王公卿相，下自倡優隸卒，幾乎無人不團，纨绔子弟或遊手好閑之人大量參與其間。北京街頭，“頭裹紅巾之輩滿目皆是，以致紅佈價格為之頓昂”。

　　在這個世紀最後的年月里，來自大清帝國的義和團壯士，對上帝的子民，開始了中國式的“末日審判”。北京城內大部分教堂和洋樓被燒毀，數千家民居和商店被連帶；許多傳教士和外國人、中國教民被殺；平民百姓，商家富豪，甚至高官顯要，只要發現與“洋”有關，即遭屠戮。

　　有用洋物者必殺無赦，若紙煙，若小眼鏡，甚至洋傘、洋襪，用者辄置極刑。曾有學士六人倉皇避亂，因身邊隨帶鉛筆一支，洋紙一張，途遇團匪搜出，亂刀並下，皆死非命。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者。

　　帝國多位政府高官，也加入到這場已經瘋狂的屠殺中來。

本文摘自《從絕望中找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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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從管理的角度，以細節的眼光審視歷史，以哲學的高度評說得失。分析了1750——1950年這個時間段的中國經濟由盛而衰的原因，並且與同時段的西?國家做對比，讓人們從中絕望中找到希望，看到中國發展強大的前景，重現大國的崛起。
本書視角獨特，分析到位，展現了中國從1750-1950年這200年歷史的真正面貌，給人以警示和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