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逆流(4)
新大陸上的美國,內戰結束以後經濟社會的發展令人瞠目,而且,它的發展在即將到來的新世紀里,對全球力量的對比將產生決定性的意義。北美洲肥沃的農田、豐富的資源以及便於發展的鐵路、採礦等現代技術,加上沒有社會和地理上的約束,沒有外來的威脅等等,讓美國的發展速度超過了歷史上的任何一個國家。從內戰結束到世紀末短短的三十多年時間,美國經濟的增長率高到用百分比表達已經毫無意義。原油產量從300萬桶增加到5500萬桶;鋼錠和鑄件從不到2萬長噸猛增到900萬長噸;小麥生產增長了256%,玉米222%,煉糖460%,煤炭800%,鋼軌523%,鐵路運行英里數567%。美國的小麥、玉米、豬肉、牛肉及其他家產品比歐洲任何地方都便宜;杜邦、貝爾、美孚等新興的經濟實體,完全比得上甚至可以超過世界上最著名的公司。雖然此時的美國還不是大國體系中的一員,但全球第一的經濟總量,全世界除了大清帝國之外,還沒有哪個國家不肯承認美國已經是大國了。
與英、德、美相比,大清帝國的近鄰日本的經濟發展和工業化程度顯然屬於輕量級。但是,甲午戰爭的勝利,讓日本在地理和資源上的劣勢得到改變,巨額的戰爭賠款也讓它們有足夠的錢向工業、基础設施和軍事設施投資,加上士氣和紀律這些豐富的精神資源,日本人很快在經濟上創造了奇迹。新舊世紀交替的時候,稱日本為地區性的大國,應該不是什麼誇飾之詞,至少,歐美列強要在亞洲有什麼重大行動,還不得不考慮日本人的反應。
但大清帝國顯然沒有考慮包括日本在內的列強的反應。
不自量力地橫挑強敵的結果,必然是自取其辱。
由11個國家中的8個國家組成的八國聯軍,於大清帝國下達宣戰诏書後的一個多月,武裝進入北京。帝國正規軍和曾經無所不能的義和團一哄而散,西太後與光緒皇帝一行,於聯軍攻入北京的次日淩晨西向亡命,紫禁城成了八國聯軍的司令部。除日、美兩國外,其他6國的幾萬軍隊在接下來的時間裡,對北京城進行了瘋狂的報復,奸淫擄掠、濫殺無辜之事,不忍記述。北京城在遭受了第一次恐怖主義襲擊之後,再一次跌入恐怖主義的深淵。
年邁的李鴻章再一次擔起賣國賊之惡名,在次年9月正式訂立的《辛醜條約》上簽字。11名縱容義和團的帝國高級官員被指名處死,西太後本來也在名單中,後經艱苦談判才從名單中排除;大清帝國政府將為在義和團運動中死去了兩百多名外國士兵樹立紀念碑;45個曾是義和團活動猖獗的城市被停止科舉考試5年;拆毀大沽炮台,所有海岸至北京的通道一律不設防;各國於使館駐兵;大清政府在兩年之內禁止進口各種武器;中國人每人出銀一兩,共向各國賠償白銀四億五千萬兩,這是大清政府6年財政收入的總和,在1940年11月31日償清所有賠款之前,將支付4%的利息,計算下來,總共賠款將達十億兩。
政府在對外強一籌莫展的時候,竟然依賴無組織、無秩序的烏合之衆,試圖達到驅逐豪強的目的,豈不荒唐!義和團的行止如同一群莽漢,仗著自己祖上有顯赫的武功,幻想自己所向無敵,在醉酒之後膽氣倍增,結果自取其辱。遺憾的是,中華帝國並沒有因為此次失敗,而在“共和的科學的無神的光明道路”和“專制的迷信的神權的黑暗的道路”之間作出明智而正確的選擇。(註:參看陳獨秀《克林德碑》)魯迅曾痛心地評價:“清光緒中,曾有康有為者變過法,不成,作為反動,是義和團起事……”(註:魯迅《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
本書從管理的角度,以細節的眼光審視歷史,以哲學的高度評說得失。分析了1750——1950年這個時間段的中國經濟由盛而衰的原因,並且與同時段的西?國家做對比,讓人們從中絕望中找到希望,看到中國發展強大的前景,重現大國的崛起。
本書視角獨特,分析到位,展現了中國從1750-1950年這200年歷史的真正面貌,給人以警示和借鑒。
與英、德、美相比,大清帝國的近鄰日本的經濟發展和工業化程度顯然屬於輕量級。但是,甲午戰爭的勝利,讓日本在地理和資源上的劣勢得到改變,巨額的戰爭賠款也讓它們有足夠的錢向工業、基础設施和軍事設施投資,加上士氣和紀律這些豐富的精神資源,日本人很快在經濟上創造了奇迹。新舊世紀交替的時候,稱日本為地區性的大國,應該不是什麼誇飾之詞,至少,歐美列強要在亞洲有什麼重大行動,還不得不考慮日本人的反應。
但大清帝國顯然沒有考慮包括日本在內的列強的反應。
不自量力地橫挑強敵的結果,必然是自取其辱。
由11個國家中的8個國家組成的八國聯軍,於大清帝國下達宣戰诏書後的一個多月,武裝進入北京。帝國正規軍和曾經無所不能的義和團一哄而散,西太後與光緒皇帝一行,於聯軍攻入北京的次日淩晨西向亡命,紫禁城成了八國聯軍的司令部。除日、美兩國外,其他6國的幾萬軍隊在接下來的時間裡,對北京城進行了瘋狂的報復,奸淫擄掠、濫殺無辜之事,不忍記述。北京城在遭受了第一次恐怖主義襲擊之後,再一次跌入恐怖主義的深淵。
年邁的李鴻章再一次擔起賣國賊之惡名,在次年9月正式訂立的《辛醜條約》上簽字。11名縱容義和團的帝國高級官員被指名處死,西太後本來也在名單中,後經艱苦談判才從名單中排除;大清帝國政府將為在義和團運動中死去了兩百多名外國士兵樹立紀念碑;45個曾是義和團活動猖獗的城市被停止科舉考試5年;拆毀大沽炮台,所有海岸至北京的通道一律不設防;各國於使館駐兵;大清政府在兩年之內禁止進口各種武器;中國人每人出銀一兩,共向各國賠償白銀四億五千萬兩,這是大清政府6年財政收入的總和,在1940年11月31日償清所有賠款之前,將支付4%的利息,計算下來,總共賠款將達十億兩。
政府在對外強一籌莫展的時候,竟然依賴無組織、無秩序的烏合之衆,試圖達到驅逐豪強的目的,豈不荒唐!義和團的行止如同一群莽漢,仗著自己祖上有顯赫的武功,幻想自己所向無敵,在醉酒之後膽氣倍增,結果自取其辱。遺憾的是,中華帝國並沒有因為此次失敗,而在“共和的科學的無神的光明道路”和“專制的迷信的神權的黑暗的道路”之間作出明智而正確的選擇。(註:參看陳獨秀《克林德碑》)魯迅曾痛心地評價:“清光緒中,曾有康有為者變過法,不成,作為反動,是義和團起事……”(註:魯迅《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
本文摘自《從絕望中找到希望》
本書從管理的角度,以細節的眼光審視歷史,以哲學的高度評說得失。分析了1750——1950年這個時間段的中國經濟由盛而衰的原因,並且與同時段的西?國家做對比,讓人們從中絕望中找到希望,看到中國發展強大的前景,重現大國的崛起。本書視角獨特,分析到位,展現了中國從1750-1950年這200年歷史的真正面貌,給人以警示和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