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留學生(1)

　　從1870年代開始，作為洋務運動“師夷”的一部分，大清政府就有向海外大量派送留學生的安排。雖然最早的一百餘名留美幼童在學業尚未完成時，即因保守勢力的干擾而被召回，但此後仍然有許多年輕學子被派往海外，1887年福州船政學堂選派35位青年軍官，赴歐洲學習軍事，就是比較知名的一例，那位翻譯了《天演論》、《原富》、《群己權界論》、《法意》等西方思想名著的嚴复以及北洋水師中多名英勇不屈的海軍將領，均出自這支留洋隊伍。

　　十九世紀最後的幾年里，留洋日本成了新的熱點。甲午一戰使向以天朝大國為尊的大清帝國上下受到了極大刺激，對蕞爾小國日本自然是刮目相看，憂國憂民者急欲至日本探個究竟，於是，新的留學浪潮出現，成批的青年學子東渡日本。戊戌維新之後，東渡日本者迅速增加，新世紀來臨的時候，更是猛增。據估計，20世紀頭十年中留日學生總數達5萬人以上。到這一刻為止，中國人的赴日留學可能是世界歷史上最大規模的留學生運動。

　　與今日大多留學生試圖移民海外不同，這一時期的留學生們都是帶著救國救民的夢想而遠渡重洋。中日兩國同處亞洲，緊密相鄰。日本人原來在與西方列強打交道的時候，其境遇不比中國人強到哪里去。但是，日本的社會改造如此彻底，跨入現代化如此迅速，就不能不讓中國的智識之士們有所思考，日本自然而然地成為中國追求現代化的典範。富有民族自尊心和歷史責任感的中國留學生們，試圖從日本為積貧積弱的祖國找到靈丹妙藥。“我們往日本去留學，便因為它維新成功，速成學會了西方文明的緣故。”（註：週作人語）

　　因為這樣的緣故，這一時期的留日學生絕大多數選擇了軍事、法律、政治、師範等學習方向。同樣因為這樣的緣故，日後中國的社會改造運動，如立憲、革命等均於此群體中萌芽。力主保皇的康有為、宣傳立憲的梁啟超、致力革命的孫中山，都把日本當作大本營，其資借的人力資源，即為留日學生。

　　留學生們的學習和思考，為新世紀中國社會的改造提供了豐富的思想資源。在此之前，中國社會如同一只“鳥籠”，因為受困於傳統的思想文化體系，各項改造只能產生一種類似於盤旋的變化，而不可能掙脫“鳥籠”飛出一個新的天地。如今，完全不同於中國傳統的西方知識資源通過日本人的吸納，再由中國留學生們傳播到了中國，讓中國人獲得了新的思維工具。利用這樣的工具，人們開始整理和诠釋歷史，構思新的社會改造運動，設計國家和民族的未來。這是幾百年前佛教文化進入中國以來，又一次大規模的思想文化進入，對中國社會產生的震撼不言而喻。

　　留日學生在世紀之交這場大規模的引介西方思想文化運動中，扮演著最為重要的角色。大量西方的書籍通過日本人的翻譯，再由留學生們轉譯為中文，流傳國內。日本只要一出新書，中國譯者則聞風而動。1896-1911年間為譯書的高峰期，有近千種圖書被譯成中文。其中，大宗的翻譯品為各類學校的教材，中國每一個角落的讀書人都能讀到來自東洋日本的教本。新思想之輸入，如火如荼。日本明治時期湧現的各種政治思想諸如自由民權、無政府主義乃至社會主義，在中國的知識分子的政治思維中，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記。已經在日本生根的大陸法系的法律文化，影響了中國近百年的法治史。甚至於中國人在這一時期的文學創作如小說、詩歌中都有日本因子。

　　更令人驚訝的是，大量的日本詞匯於這一時期進入中國，其規模之大、涵蓋之廣，大大地超過了今日網路語言的使用。這些詞匯的引進，極大地改變了中文的文法以及中國人的語文表達方式，以至於今人要想抛開從日本引進的文字，就不能寫出一篇讓人讀懂的文章，甚至難以開口說話。清末名臣張之洞曾經在一份文件上批語：不要使用新名詞。左右告訴他， “名詞”二字就是來自日本的新名詞。文化保守派的代表人物辜鴻銘，英語學得很好，但對從日本傳來的新詞匯卻不以為然。他在一次演講中大發議論：從日本來的“改良”一詞，就大大的不通，中國自古只有從良一說，已經為良了，還改什麼？難道要改良為娼？因此必須予以糾正！事後，別人告訴他，“糾正”也為日本詞匯。

　　留學生們還熱衷於創辦報刊，他們極為看重報刊在社會改造中的作用。後來成為政治領袖的陳獨秀說，讓我辦十年雜志，全國思想都改觀。

本文摘自《從絕望中找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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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從管理的角度，以細節的眼光審視歷史，以哲學的高度評說得失。分析了1750——1950年這個時間段的中國經濟由盛而衰的原因，並且與同時段的西?國家做對比，讓人們從中絕望中找到希望，看到中國發展強大的前景，重現大國的崛起。
本書視角獨特，分析到位，展現了中國從1750-1950年這200年歷史的真正面貌，給人以警示和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