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下而上的新商業精神

　　網商的發展，在中國的商業史上，正在創造出一種新的商業精神。

　　歷史上的徽商“賈而好儒”，晚清狀元張謇下海經商時也以儒家“天地之大德曰生”的古訓為信條。在西方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新教倫理以勤奮工作和節儉為特徵的商業精神，也體現了巨大價值並且影響深遠。西方人很早就在價值觀上實現了個人利益與社會整體利益的統一。最著名的表述就是經濟學鼻祖亞當-斯密關於“開明的自利”的名句：“我們希望吃到的晚餐，並非來自屠夫、釀酒家和面包師的恩惠，而是出自他們自利的打算。我們不說喚起他們利他心的話，而說喚起他們利己心的話；我們不說自己有需要，而說對他們有利。”

　　《財富》雜志的創始人亨利-魯斯在1929年的一次公開演講中也開宗明義地提出：“基本上，商業就是我們的文化……因為它就是我們時代的核心與特徵。它控制我們的生活，藝術家、牧師、哲學家、醫生都必須依賴它生存。”前通用電氣首席執行官韋爾奇更是把商業與生活聯繫在了一起，“商業就是一場遊戲，商業並不是嚴肅的、致命的、枯燥無味的、毫無樂趣的事，商業就是生活，是每天我們都想打贏的一場遊戲”。

　　對於西方主流的商業價值觀來說，商業精神的發育，讓整個商人群體具有了共同的價值追求和行為規則。

　　但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的商業精神的發展卻相對落後。拜金主義、誠信危機、關係學等庸俗的商業文化，顯然不能代表中國商業精神的全部。《互聯網週刊》發表的一篇文章這樣形象地描述了當前商業中國的精神地圖：“韋爾奇、波特、德魯克的名字一個個挂在嘴邊，但是陶朱公、曾國藩、胡雪岩的基因卻滲入到血液里；《基業長青》、《管理的實踐》怎麼學都覺得不順畅，《孫子兵法》、《三國演義》卻是無師自通；上午還跟朋友在高爾夫球場上潇灑揮桿，下了球場卻又直沖茶館……中國新興企業家們表面上看很國際，但骨子里卻很中國。商業的終極一定與人文有關。中國人的生意只有中國人最懂，誰想在中國生意場上長久立足，不通曉中國的傳統肯定不行。中國的新生代企業家們學韋爾奇、學德魯克、學盛田昭夫、學鬆下幸之助都沒錯，但是這些人的生意經驗在國人看來總覺得有些距離而顯得不是那麼親切。”

　　在一個全球化、信息化的時代，在一個工業化向後工業化轉變的時代，在一個農業經濟、工業經濟、信息經濟並存的國家，一切都處於變動和演化之中。中國的商業文化建設，既不能完全參考西方的宗教倫理，也不能完全基於傳統的儒家文化。中國的商業精神，註定要經歷一個斷層過程，也註定要持續求索。但網商的出現，卻正在孕育一種新的商業精神。由網商帶來的誠信、陽光、市場化的商業精神，是一種自下而上的積累和創新，隨著網商影響力的擴大，必將波及到更多的人群和範圍，對整體商業文化的完善與突變，也將起到良好的促進作用。

本文摘自《阿里巴巴的商業新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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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年之前，網商還只是停留在紙面上的一個模糊不清的概念。但幾年之後，以阿里巴巴為推動的新市場力量迅速崛起，發展成一股不容小視的經濟動力，推動商業、文化、人際關係等各個領域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前行。
　　本書以阿里巴巴的成功運作為例，闡釋了當中小企業和創業者面臨資金匮乏、客戶匮乏、經驗匮乏、人才匮乏的瓶頸時，唯有電子商務可以說明他們學習到商學院里沒有的知識，找到全球範圍內的縫隙市場，最大化地發揮個人的創造力和能量；也正是在這里，創業者們輕鬆跨入全球交易網路的門檻——人人都可以成為網商，網商可以贏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