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富鴻溝和“富人國”的未來（3）

    和全球化一樣，資金和技術讓普通美國人的生活更具競爭性，也讓富人們的生活變得越來越不輕鬆。最富有的富翁將獨占最有利的資源優勢，比方說，一個美國的億萬富翁擁有寬廣的關係網和隨時可調用的資金去購買印度的一家酒店或者香港的一個對沖基金，而普通投資者雖然也能進行海外投資，但他們的大多數資產仍然局限於國內。

    “如果我有300萬，而你有10億，那麼讓你拿出幾百萬投資印度的一個風險基金就比我容易多了，你的投資回報率也比一般的投資者高，”瑪里洛斯說，“那些底層富翁最終會被高消費弄破產，他們花費太大，根本沒有能力參與海外的重要投資。”

    在波谲雲詭的國際經濟形勢下，中上層富翁的救生船更寬大更牢靠，而底層富翁則無法得到什麼有效的保護。

    “那些真正擁有巨額財富的超級富翁將越來越遠離大衆的世界。”瑪里洛斯說。

    一小片希望

    “富人國”未來的趨勢就是使世界的貧富差距日益增大。將會出現更多擁有更大遊艇的富人，而同時更多像派翠妮亞•克萊格那樣無家可歸的母親卻在世界經濟的洪流中掙紮。

    然而，還有一線希望存在。隨著全球市場和經濟將大把金錢扔進極少數人（幾百萬人）的手中，“富人國”的國民將擁有更多的財富和權力來解決最緊迫的社會問題。如果我們能理解富裕階層並非造成目前貧富不均狀況的原因—他們只不過是幸運的受惠者而已—我們就能希望他們運用自己的財富來說明解決最深層的社會問題。

    鍍金時代和“怒吼的20世紀20年代”，也正是富有階層和持漸進主義的政治家們（比如羅斯福）採取強硬的主動行為來縮小美國貧富差距的時候。在第三次浪潮中，也可能會出現同樣的情況，正如加爾德•波利斯和邁克爾•佈隆伯格等具有強烈政治意識的“富人國”國民，用自己的金錢來改革教育和醫療體系，使中低收入階層得到更多資助。

    正如財富將變得更加國際化，慈善行為也會日益國際化。“富人國”國民不會只把目光集中在改善紐約的貧民區學校或為新奧爾良人重建家園上，也會關註非洲、柬埔寨和巴西的饑餓問題。會有越來越多的富人效法菲利普•伯貝爾—那個致力於緩解埃塞俄比亞貧困問題的愛爾蘭裔猶太人。

    “我希望在我們越來越富有的同時，頭腦和視野也變得越來越國際化，我們的心會跟隨著我們的頭腦。”伯貝爾說。

    這樣的話，富人們就能逐漸實現安德魯•卡耐基的夢想了。總有一天，富翁們的眼光會超越500英尺長的遊艇、價值35萬美元的勞斯萊斯和鳄魚皮制成的嬰兒馬桶墊。他們終會將自己的財富視為一種責任，而非上帝的禮物。富人們會像伯貝爾那種聪明的慈善家一樣最終實現卡耐基的百年夢想—“建立富人和窮人之間的和諧關係”。

    “我們將會達到一種理想的狀態，”他說，“少數人的多餘財富將會成為一種提升我們民族的有力力量。”

    我們唯有希望！

    

本文摘自《一群富豪的奢華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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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豪的生活仿佛不是在這個地球上發生的事，他們似乎生活在另外一個國度——從歐洲城堡里的管家學院到富豪子女的財富繼承培訓班，新型富豪們擁有自己的遊戲規則，在經濟中發揮著奇怪的作用：住在金字塔尖上的這一小群人決定了一個國家70％的消費；新型富豪“創造”了新的“財富文化”：世襲的舊式貴族被自己致富的新式富豪比得黯然失色，過去簽支票式的低調慈善行為變成了當今高調的慈善宣傳；更有甚者，富有進取心的新富豪們在越來越多地涉足政治。本書描述了一群富豪的奢華生活，揭出了很多不為人知的內幕，同時我們也看到了深刻的文化諷刺和社會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