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任何人都會買賣（1）

    前言 幸運的交易員

    本書談的主題是分明靠運氣，卻被誤認為是憑非運氣（即技術）才完成的事；以及更普遍來說，分明是隨機現象，卻被誤認為是非隨機現象（即決定論）。所謂幸運的傻子，正是這樣的寫照。幸運的傻子運氣好得出奇，卻煞有介事地把自己的成功歸諸其他特定原因。這種似是而非的現象，常出現在許多始料未及的地方，連科學也不例外，但以在商業界最為明顯、突出。政壇上也能見到這種現象，例如一國總統大談“他”創造的就業機會，“他”帶來的經濟複蘇、“前任總統”的通貨膨脹等。

    在基因上，我們仍和漫遊在非洲大草原的老祖先很接近。我們信念的形成充滿著迷信，即使現今也不例外，或許必須說，於今尤烈。某天，原始部落的某個人抓了鼻子之後不久，天空就開始下雨，於是他煞費苦心地發展出一套抓鼻子祈雨的方法；同樣地，我們把經濟的繁榮歸功於聯邦儲備委員會（Federal Reserve Board）降低利率，或將某家公司的經營有成歸功於新總裁的“走馬上任”；書店架上擺滿了成功人物的傳記，暢談他們如何功成名就。俗話說的“天時地利”（the right time and the right place），可用來削弱他們所得到的任何結論。同樣的混淆，也見諸於形形色色的人身上：文學教授苦心賦予偶然出現的字句深層的意義；財務統計專家則喜滋滋地在完全隨機的資料中，找到了“規律性”和“反常現象”。

    雖然有以偏概全之嫌，我還是要指出，文人有故意將噪聲（noise）和意義（meaning）混為一談的傾向，也就是把隨意構成的作品和刻意營造的信息混淆。不過這於事無損，很少有人會認為藝術是探索事實真相的工具，藝術不過是逃避事實或者讓真相更稱心愉快的方法。由於我們沒有能力或者不願接受隨機現象，因此象徵主義誕生，我們為各色各樣的形狀賦予意義，我們在墨漬的痕迹中探查人類的形象。

    19世紀法國象徵主義詩人蘭波（Arthur Rimbaud）說：“我在雲中見到清真寺（I saw mosques in the clouds）。”這樣的解讀把他帶到位於非洲東部“如詩如畫”的阿比西尼亞（Abyssinia，今埃塞俄比亞），在那裡他遭受了黎巴嫩奴隸販子的粗暴虐待，染患梅毒，結果因為壞疽而失去一條腿。19歲時，他在厭惡之餘放棄詩作，30多歲在馬賽一家醫院的病房孤寂謝世。但一切為時已晚，歐洲知識界對象徵主義的愛好似乎已無法扭轉-不管是精神分析或其他熱潮，至今我們都還難以脫身。

    可歎的是，有些人玩這種遊戲玩得太過火，他們拿錢就是為了解讀過多的事情。我喜歡文學和詩詞，卻對大部分文學教師與“評論家”十分厭惡，並且一直為這種好惡間的沖突所苦。法國詩人瓦雷裡（Paul Valery）曾經很訝異地聽到有人評論他的詩，從他的詩中挖掘出他從未設想過的意義。當然，有人告訴他，那些概念是存在於他的潛意識中。

    一般來說，我們確實低估了很多事情中的隨機成分。這一點或許不值得累牍成書，除非是愚蠢至極的專家才會那麼做。令人不安的是科學直到最近才有能力處理隨機問題，可用信息的增長速度，總不敵噪聲膨脹的速度。概率理論是新進發展的數學理論，把概率應用到實物的分析上，還沒有發展出任何定理。

    

本文摘自《如何應對不可知的未來》

---

　　 黑天鵝事件：不可預測的重大事件。它罕有發生，但一旦出現，就具有很大的影響力。幾乎一切重要的事情都逃不過黑天鵝的影響，而現代世界正是被黑天鵝所左右。認識黑天鵝，才能更深刻地認識世界的複雜性，並從不可預知的未來中獲益。
　　在發現澳大利亞的黑天鵝之前，歐洲人認為天鵝都是白色的，“黑天鵝”曾經是他們言談與寫作中的慣用語，用來指不可能存在的事物，但這個不可動搖的信念隨著第一只黑天鵝的出現而崩潰。
　　黑天鵝的存在寓示著不可預測的重大稀有事件，它在意料之外，卻又改變一切，但人們總是對它視而不見，並習慣於以自己有限的生活經驗和不堪一擊的信念來解釋這些意料之外的重大沖擊，最終被現實擊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