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有“革命造反”的權利？

　　慈善不是交易

　　每逢年底，有好幾個節日，元旦、春節，大家在慶賀的同時也想起還處於困難中的同胞，各種慈善活動也格外活躍。我國百姓的收入水平快速提高，慈善活動必然會相應快速發展。民間的慈善事業，和政府主導的慈善工作將加速得到發展。為了正確指導這類活動的開展，有必要對慈善活動的性質分析清楚。有人在報上發表意見，認為慈善活動的本質無非是一種交易。我認為這種觀點是錯誤的，對今後開展慈善活動非常有害，需要加以澄清。

　　把慈善看成交易的理由是貧富差距造成社會的不穩定，現在富人出錢說明窮人，等於是富人花錢購買了社會穩定，從而保證了自身的安全。所以說，慈善是一種交易。但是仔細分析一下不難發現，這種論調是沒有根據的。

　　道理很簡單，出了錢的富人在萬一發生社會動亂的時候，他們並不會因為做過善事而能幸免於難。做了善事的人並沒有買到一張證書，可以避免別人對他們的侵犯。所以這種交換是根本不存在的。如果這種交換真的存在，恐怕許多富人都會出錢去買這張證書，遠遠比現在參與慈善活動的人要多。作者的設想是好的，如果我們真的能夠設計這樣一種交換制度，大規模的社會動亂就可以避免了，而事實上這種交換制度是無法實施的。

　　也許作者認為慈善活動雖然不是個人和個人之間的交換，是不是可以看成是集體和集體的交換，富人群體向窮人群體用錢購買安全呢？正好像老百姓繳稅，購買政府的公共服務？我認為這種看法同樣是錯誤的。交易的特徵或者是雙方就某個標的物交換所有權，或者用錢交換服務，也可能用錢交換某種權利，比如肖像權，或著作的出版權。如果慈善是像該文作者所認為的那樣是一種交換的話，那麼請問富人是交換窮人的什麼權利？是“造反鬧革命”的權利嗎？我認為並不存在窮人因為窮而被賦予了“革命造反”的權利。在一個正常的社會里，任何人都沒有“革命造反”的權利。所以說，把慈善看成集體之間的交換，同樣是講不通的，因為無法界定富人交換窮人的是哪一樣權利。窮人並沒有任何法律上可供出賣的權利，這完全是作者想象出來的並不存在的權利。

　　慈善是不是富人用錢換取社會聲譽的交換呢？一方面富人獲取社會聲譽的方法很多。他們可以求助於廣告，甚至制造新聞炒作，這樣的效果恐怕更大一些，不一定要做慈善。另一方面如果做慈善確實能夠提供良好的社會聲譽，那麼正好說明慈善並不是什麼交換，而是一種崇高的同情心的表現。富人做慈善事業獲得社會聲譽，是社會公衆給予的無形獎勵，與交換無關。同樣的道理，我們說明馬路邊的乞丐，難道希望有什麼回報嗎？是拿錢去做交換嗎？許多人捐錢給希望工程，救助災區人民，他們交換了什麼？

　　交易的特點是有一個雙方同意的價格。做慈善並不存在什麼價格。我們能說捐的款越多獲得的聲譽越大嗎？不然。報上經常報道小學生捐幾角錢的事，他們獲得的贊揚並不比企業捐款幾百萬少。可見慈善事業重在內心的真誠，它是不可以用捐錢的多少來衡量的。

　　社會表揚做慈善的人，這是一個正常社會所應有的習慣。過去有些人強調做好事要不留名，留了名就不是真正的好事。這種理論非常有害。為什麼我們對待做好事的人如此苛刻呢？正因為做好事的人不夠多，所以需要社會的表揚，鼓勵大家多做好事。哪怕人們做好事是為了得到表揚，只要是真正的好事又有何妨？我們不否認有些企業做慈善有廣告宣傳的動機，但只要他們做的事真正說明了有困難的人，得到表揚是很公平的。而且這對全社會有益，有什麼理由反對呢？如果我們真正對貧苦人充滿著同情心，我們一定會歡迎一切對窮人有益的活動。至於出錢做慈善出於什麼動機，根本不是我們要關心的問題。窮人的生活能否得到改善才是我們關心的事。有些人自己不參加慈善活動，還要對別人的參與吹毛求疵，這種心理很不健康，對社會是不利的。

　　企業除了做慈善，還出錢做各種社會公益事業，如體育、文化、藝術、科研、教育等。這些事在計劃經濟時代都由政府拿百姓納稅的錢來做。現在除了政府做，有能力的企業和個人也出錢參與。首先因為光由政府出錢往往不夠，其次直接由老百姓自己做效率比較高，沒有那些“官樣文章”和“衙門習氣”。一個健康的社會必定是多元化的，能夠動員各方面的力量去滿足社會多方面的需要。誰也沒有理由壟斷這種事業。企業參與社會公益事業時往往冠上企業的名字，這沒有什麼不妥。有時候這種活動和廣告很難區別。比如我們常常在足球比賽時看到可口可樂等企業的廣告。有些畫展、交響樂團、環境保護組織等，也是由企業出錢資助，冠上企業的名字是很正常的。因為他們的資助這些活動才有可能進行，我們應該感謝他們。但是資助或者贊助，和投資完全不同。資助或贊助是企業出錢不求回報的，而投資則能夠從中得到回報，其目的是營利性的。資助活動應該得到免稅待遇（企業的這部分開支可以算作成本，從而企業的利潤減少，他們的所得稅相應減下來）。而投資是不能免稅的。

　　交易的目的是自利，但交易是在自利的同時也利他，因為交易的對象同樣是一個自利的人。所以交易的結果是雙贏。但是一個社會光有自利是不夠的，慈善恰好就是利他，它和以自利為目的的活動有本質的區別。認為慈善是一種交易，意思是慈善最終還是為了自己。把一切都歸結為自利，或者用自利的眼光來解釋社會，不但扭曲了事物的本質，而且對社會的良好發展不利。

本文摘自《中國人的焦慮從哪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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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窮人為什麼受窮？怎樣改善貧富分化？如何看待社會不公和獲得公平？政府的首要責任是什麼？
　　2013年新年伊始，盛大文學華文天下推出“米爾頓-弗里德曼自由獎”得主茅於轼新書《中國人的焦慮從哪里來》。全書從“正視社會不公”談起，細說“蝸居”在中國、窮富的差距和成因、反思人民利益，展望未來的世界。這位被評價為“為富人說話，替窮人辦事”的有良心的經濟學家，在84歲高齡，新書文風觀點依然犀利無比，問國家、問社會、問民生，三問中國，對中國當前面臨的各種問題進行理性的分析，用案例與數據自答，剖析當下中國人的精神狀態與生活現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