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度準入（1）

　　市場的效率不僅依賴於現有企業的行為，還依賴於新企業的進入與無效率企業的退出。進入和退出過程決定市場結構與效率的動態機制。尤其如熊彼特（1934）所想見的，經濟發展涉及到一個“創造性破壞”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在技術創新中的競爭發揮著過濾器的作用――優勝劣汰。

然而，沒有任何一般性理論證明，私有經濟中企業的市場均衡數量從社會的角度看必然是有效率的。相反，一些理論模型已表明：市場均衡傾向於導致過度準入；即就社會最優而言，企業數量過多（Mankiw and Whinston, 1986; Suzumura and Kiyono, 1987）。特別地，時常有人辯稱：對進入具有規模經濟的產業應當設限，因為自由準入可能導致不如人意的固定成本重複（Vickers and Yarrow，1988）。

對許多社會主義的支援者來說，過度準入和重複建設是私有制的罪惡。他們聲稱，過度準入和重複建設在國有制下能夠被消除，因為不同企業間沒有利益沖突，所有企業都有一個共同目標。即使當過度準入和重複建設確因某種原因發生，政府也可以通過行政干預（諸如關停並轉式的調整）來成功地解決這個問題。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中國的經驗顯示恰恰相反。國有制非但未能消除過度準入和重複建設，當與西方經濟相比時，它導致的過度準入和重複建設更甚。即使在改革前的體制下，當政府制定所有事關進入與退出的決策時，過度準入與重複建設也構成一件最為嚴重而持久讓政府頭疼的事。許多週而复始的行政性改革被啟動以處理這個問題。自改革開始以來，諸多準入限制已被逐漸廢止，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都已獲得了巨大的投資決策權。更多產業也逐步對私人投資者和外國投資開放。結果，過度準入和重複建設惡化了。我們所觀察到的是，除極少數國有壟斷部門（諸如石油、鐵路、航空和銀行）外，中國多數產業都容納了過多小型的“原子”企業，沒有占支配地位的參與者。就企業數量而言，中國經濟或許是“競爭”最激烈的經濟。與西方和甚至許多發展中國家比，中國多數產業的集中度要低的多。例如，在15個制造業部門，僅石油冶煉部門具有4家企業占百分之40以上的集中度，三個部門在百分之20－30之間，而剩下的11個部門則都在百分之20之下（5個低於百分之8）（殷醒民，1996）。

我們還發現，與過度準入和重複建設一道，有效率的並購也更難產生。快垮掉的國有企業對被接管和關閉極為抗拒。即使無力償債的企業也毋須退出。正如海爾集團CEO張瑞敏所生動描述的，國企只要一息尚存，它就不願被吞掉。

為什麼在國有制下準入過度更甚，重複建設更嚴重？為什麼在國有部門中完成並購更為困難？國內的一種普遍論點是，過度準入和重複建設源於“地區、部門和企業的自我利益”。例如，在中國的稅收分配體制下，地方政府一味為了增加地方稅收和就業而盲目進行投資和建設新工廠，忽視社會效率；經理人抗拒被接管，因為他們擔心失去其職位與權力。然而，這類論點僅僅說明了問題的存在，而未提供答案。畢竟，不能說國有制下的利益比私有制下的利益更分散。在私有經濟中，每個企業都是一個具有其自身目標的獨立實體，它進行投資決策以最大化其利潤。然而，我們尚未觀察到過度準入如在中國那樣普遍。相反，並購――友好的或惡意的――都時常發生。

本文摘自《市場的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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