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強盜邏輯到市場邏輯（10）
重要的是我們看這兩種制度—職權經濟和產權經濟，帶來什麼樣的後果？在職權經濟下，人們也競爭，政府官員要熬一個位置，從科員到科長、處長，從處級幹部提到一個副局，副局再提到正局級，正局級再到副部級等等，這是一個很長的階段，充滿激烈的競爭。但是他們競爭不創造財富，因為誰能夠得到提升，經常不取決於那個人的能力有多高，為社會帶來多大的價值，而是依賴於那個人能夠掌控別人的手段有多少，如果你有打擊別人的能力，那你就可以得到提升。比如說，你認識位置更高的一個人，他打聲招呼你就可能提升了，我不認識他，比你幹得再好我都提升不了，所以這種競爭不是創造財富的競爭，甚至可以叫做毀滅財富的競爭。大家互相傷害，我看你幹得好可能被提拔，於是我寫一封匿名信，誣告你有問題。貼個郵票8分錢就把你幹掉了。所以我們看到計劃經濟下那麼忙活，但是人們的生活幾十年都沒有改善。
改革後我們走向產權經濟，一個農民要比別人過更好的生活，可以去當個體戶，可以搞長途販運，不論做什麼，一定要滿足別人的需要。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20世紀80年代的傻子瓜子年廣久，他就是炒瓜子的，他變富有了。一個炒瓜子的憑什麼富有？無非就是給消費者帶來更多的好處。你炒的瓜子大家喜歡吃你才能富有，你沒有任何權力去強迫人家付錢給你，所以你變得富有的唯一辦法就是給別人創造價值，這就是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最大的不一樣。所以，同樣作為中國人，我們的聪明才智並沒有多大的變化，但在計劃經濟下我們鬥來鬥去，互相傷害，並不創造價值，而到了鄧小平改革開放搞市場經濟，我們開始創造價值。在大部分情況下一個人要比別人過得更好，就要為社會作貢獻，這個過程當中可以說中國的企業家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前面提到企業家，中國人不是天生不具有企業家精神，而是在過去的制度下，中國人最大的興趣是當官，從隋唐開始搞科舉制度，政府官員地位是最高的，做生意地位是最低的，所謂士農工商，重農抑商，所有這些政策使得中國人不願意去經商。所以這也是在過去200年，西方蓬勃發展的時候，中國人最優秀的仍然想去政府，不去做生意，不是去創造價值，而是去分配價值，那這個國家怎麼可以發展？改革開放之前，大家想中國最聪明的人在什麼地方？就兩個地方，一個在政府當官，另一個就是在農村當農民。為什麼農村有最聪明的人呢？是因為我們的戶口制度，你出身農民，再聪明都沒有機會當官，只能聚集在農村。
中國的未來取決於什麼？一是我們的理念，二是我們的領導力。
改革頭二十年，是理念戰勝利益。但是看看現在的情況，基本上是利益戰勝理念。我們的未來依賴於理念能否再次戰勝利益，依賴於有理念、有擔當的領導力！
本書傳遞的是我對市場的理念，對企業家精神的理念，對開放社會的理念。我相信，如果這些理念能變成普通大衆的理念，變成領導人的理念，中國的改革才不會逆轉，我們才有美好的未來！
改革後我們走向產權經濟，一個農民要比別人過更好的生活，可以去當個體戶，可以搞長途販運，不論做什麼，一定要滿足別人的需要。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20世紀80年代的傻子瓜子年廣久，他就是炒瓜子的，他變富有了。一個炒瓜子的憑什麼富有？無非就是給消費者帶來更多的好處。你炒的瓜子大家喜歡吃你才能富有，你沒有任何權力去強迫人家付錢給你，所以你變得富有的唯一辦法就是給別人創造價值，這就是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最大的不一樣。所以，同樣作為中國人，我們的聪明才智並沒有多大的變化，但在計劃經濟下我們鬥來鬥去，互相傷害，並不創造價值，而到了鄧小平改革開放搞市場經濟，我們開始創造價值。在大部分情況下一個人要比別人過得更好，就要為社會作貢獻，這個過程當中可以說中國的企業家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前面提到企業家，中國人不是天生不具有企業家精神，而是在過去的制度下，中國人最大的興趣是當官，從隋唐開始搞科舉制度，政府官員地位是最高的，做生意地位是最低的，所謂士農工商，重農抑商，所有這些政策使得中國人不願意去經商。所以這也是在過去200年，西方蓬勃發展的時候，中國人最優秀的仍然想去政府，不去做生意，不是去創造價值，而是去分配價值，那這個國家怎麼可以發展？改革開放之前，大家想中國最聪明的人在什麼地方？就兩個地方，一個在政府當官，另一個就是在農村當農民。為什麼農村有最聪明的人呢？是因為我們的戶口制度，你出身農民，再聪明都沒有機會當官，只能聚集在農村。
本文摘自《什麼改變中國》
中國的未來取決於什麼？一是我們的理念，二是我們的領導力。改革頭二十年，是理念戰勝利益。但是看看現在的情況，基本上是利益戰勝理念。我們的未來依賴於理念能否再次戰勝利益，依賴於有理念、有擔當的領導力！
本書傳遞的是我對市場的理念，對企業家精神的理念，對開放社會的理念。我相信，如果這些理念能變成普通大衆的理念，變成領導人的理念，中國的改革才不會逆轉，我們才有美好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