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論與歷史之爭：問題的產生

　　經濟體制和經濟人成了西方經濟學界關註的兩大獨立課題，這是西方經濟學中長期存在的理論與歷史之爭發展的結果。西方經濟學從其形成的最初之日起，就面臨著這樣一個兩難的困局。

　　一方面，自李嘉圖以來，正統派經濟學家們就清醒地意識到，不研究和運用抽象的一般經濟理論，就不可能認識實際的經濟當中的因果聯繫。他們認為，在實際的經濟當中，一切經濟活動都處於一個相互聯繫的總體之中，認識了這些總的聯繫，才能認識經濟實際。但是，由於經濟實際中的聯繫過於複雜，因而很難通過直接的觀察來把握這一實際。19世紀末，西方各國工人的工資曾經得到了顯著的提高。根據直接觀察到的歷史資料，可以找出十多個原因來說明工資的這一提高；但是，這樣顯然不能對這一現象作出系統的、清楚的說明。在這種情況下，認識經濟實際中的複雜聯繫的唯一方法，就是充分運用思維的力量，先提出關於經濟過程聯繫的一般性問題；再進一步進行理論分析，把複雜的事態分解為不同組成部分，構思出思想的模式，再在這些模式中，通過改變某一種力量而找到我們所要探索的那些因果關係，從而得出關於必然的聯繫的一般適用的陳述。這種抽象的一般陳述就是西方經濟學界所說的“經濟理論”，為得出這些理論而進行的一般研究就是理論研究。而對經濟實際的說明，則要借助於運用這樣得出的抽象的經濟理論。從西方經濟學產生之日起，占統治地位的正統派經濟學家們就一直把主要精力放在這種抽象的一般理論研究上，以至於在西方經濟學界內部，所謂一般的“經濟學”或“政治經濟學”，主要就是指研究和運用經濟理論的“理論經濟學”。

　　但是另一方面，在西方經濟學中又幾乎總是存在著一股勢頭極大的思潮，它極為強調具體的歷史研究的重要性。人們普遍承認，經濟過程是個別的。不同時間、不同地點的經濟過程各不相同，每一次都各有自己的特點。而這種個別性又來源於經濟過程的歷史性。不知道汽車大王福特的經營活動，就無法得知美國的底特律市是如何形成的；不了解1870年的普法戰爭及其帶來的法國巨額戰爭賠款，就無法說明19世紀下半期德國經濟的飛速發展。日常經濟生活總是取決於國家的自然狀況、居民的種族和教育，取決於傳統、人的信念、各種制度，取決於國家、地區和城市的政治結構，一句話，取決於具體的歷史環境。絕大多數經濟學家都意識到，不掌握個別的、具體的歷史情況，就根本無法認識實際的經濟，更談不到把握經濟生活中的各種因果關係。基於這種認識，西方經濟學中也不斷湧現出一些極有洞察力的經濟學家，他們反對把一般的經濟學或政治經濟學變成一門纯理論的科學，強調經濟學不能脫離個別的、具體的歷史研究。

　　西方經濟學家們通常都把經濟學視為一門經驗科學，把揭示經濟生活中的各種因果關係看成經濟學的主要任務。而當他們著手完成這個任務時，他們就會發現自己陷入了一種兩難的境地：一方面，他們必須把日常的經濟生活看作當時的個別歷史形勢的一部分，以免脫離實際；另一方面，他們又必須把日常的經濟過程看作一個一般的理論問題，以便通過理論上的準備工作來把握現實中的各種聯繫。把經濟生活僅僅看作個別的歷史問題，或者僅僅看作一般的理論問題，都不能把握各種實際的因果關係，從而無法說明具體的經濟生活。正因為如此，從西方經濟學誕生之日起，西方經濟學家們就在致力於走出這種兩難的境地，處理好理論研究與歷史研究的關係。正是在這種理論與歷史之爭當中，經濟體制和經濟人這兩個課題才逐步清楚地突出起來，獨立化為兩個專門的研究課題。

　　到20世紀初為止，西方經濟學家們解決理論研究與歷史研究關係的方法主要有三種基本類型，這就是古典經濟學的研究方法、歷史學派的研究方法和現代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在這三種研究方法相互撞擊的過程中，經濟體制和經濟人這兩個問題變得日益突出。為了說明這兩個問題是如何在經濟學界內部產生的，本篇將主要從如何處理理論與歷史的關係的角度，分別探讨古典經濟學、歷史學派經濟學和現代經濟學的研究方法。

　　

本文摘自《弗賴堡學派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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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賴堡學派是經濟學中的一個重要流派。其久負盛名的原因之一是它的“社會市場經濟”的政策主張曾經為二戰後的德國提供了理論支援，使德國迅速崛起，創造了一個“經濟奇迹”。直到今天，弗賴堡學派在德國政界、經濟學界和民間都有極大的影響力和廣泛信衆。體制問題一直是經濟中人們關心的問題。而在弗賴堡學派之前的經濟學流派中，理論家們卻對這一問題沒有明晰的認識，一直到瓦爾特·歐肯與歷史學派決裂，並創立了弗賴堡學派，確立了將“經濟制度”作為經濟學的核心框架的思想後，人們才逐漸認識到制度因素在現代經濟學中的地位和作用。這是弗賴堡學派在學術上的又一重要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