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欣然翻篇（1）

　　從歷史的進程看來，1956年，溫州永嘉“包產到戶”是一次驚天動地的創舉。但在當時，這種反農業合作化的舉動卻遭受到鋪天蓋地的打擊。

　　溫州地委機關報《浙南大衆報》指名道姓批評李雲河主導的包產到戶是“打退堂鼓”。“永嘉包產到戶”的“始作俑者”永嘉副書記李雲河撰寫長達5 500字的專題報告發表在浙江省委機關報《浙江日報》，為自身辯護。

　　兩年後，批判李雲河的大字報貼到了浙江省人大代表會議的會場。“文革”期間，李雲河更是難逃“厄運”——被開除黨籍、撤銷一切職務，劃為右派分子，勞動改造。

　　22年之後的1978年12月，安徽小崗村農民“包產到戶”的開天辟地之舉後來被載入史冊，被譽為“揭開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序幕”。

　　又是3年過去，1981年8月，題為《1956年永嘉縣試行包產到戶的冤案應該彻底平反》的文章出現在了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第282期簡報上，並被加按語肯定了“當年首創這種責任制”。

　　盡管永嘉“包田到戶”得以平反，但是溫州的私營經濟依然是迷霧籠罩。

　　1981年9月22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批準溫州地區和溫州市合並，實行市管縣的新體制，袁芳烈任中共溫州市委第一書記。據稱，履新的袁芳烈來到溫州帶著在省委立下的“軍令狀”——一年內，解決溫州所有制問題。

　　很顯然，當時袁芳烈對個體經濟是懷有偏見的，新官上任的工作重心就是割掉私有化的毒瘤，一系列打擊私營經濟的組合雷厲風行地展開。“八大王”和“登山鞋廠”事件就是溫州經濟整肅運動的典型案例。

　　然而，在大刀闊斧地“割資本主義尾巴”的同時，袁芳烈也於1982年下半年進行了兩次腳踏實地的調研。

　　一次，瑞安調研路途中，袁芳烈驚訝地見到上百頭牛，頭頭膘肥體壯。常年在基層工作，袁芳烈見過的牛，大多缺乏照料，瘦的瘦，死的死。於是，他向牛倌請教。牛倌告訴他：牛是一家一戶養的，所有權歸集體，收益歸個人。瑞安人把水牛叫“三五牌幹部”，一頭水牛畜力年值500元，奶水由煉乳廠收購值500元，每年產犢一只500元，1500元正好相當於一個30年工齡幹部的年收入。

　　瑞安塘下鎮，袁芳烈鑽進燈光昏暗的地下工場。半間房子，5台簡單的機器，主人兼工人是帶著孫子的一位老太太。她早晨領料，晚上將成品鬆緊帶交給小販。5台機器投入500元，年淨6000元收入。老太太的收入讓副省級的袁芳烈自歎不如。他算了一筆賬：100個這樣的老太太，年利潤60萬；1000個，就是600萬。而在當時的溫州，袁芳烈竭力扶持而纯利超過60萬的國營企業卻不過3家。

　　正是調研中的所見所聞讓袁芳烈對私營經濟的態度不知不覺中發生了變化。

　　

本文摘自《溫州“大變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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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州人敢想、敢試、敢為天下先，打造了許多令人驚羨的第一；溫州人膽大包天、包地、包海、包島、包油田……占盡市場先機、屢屢得勝。短短30年，溫州以獨辟蹊徑的行走模式凸顯了中國經濟的創造性與原創性。
　　30年後，這里實體經濟崩潰，投機之風橫行，私企老闆跑路，百姓人心惶惶……民營經濟發展先鋒面對種種困境如何突圍？這將會促進國家在金融和民生領域有何動作，會給2012年以後老百姓的生活帶來怎樣的訊息？
　　本書紀實性深刻解讀溫州的經濟迷局，探尋草根商業階層“中國夢”破滅的基因，揭露大量溫州經濟的一手資料，全方位揭示了形成溫州經濟崩盤的原因、歷程、未來的發展方向等問題，指出民營經濟未來在中國發展的方向。溫州之變局，即當下中國之變局。每個老百姓都應該讀一讀，起碼這本書可以告訴你怎樣讓自己活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