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崛起之路對中國的啟示

然而，樹欲靜而風不止。美國單方面終止禁運並沒有換來英國的回報，英國繼續劫掠美國船只。再加上美國國內西部擴張主義者的鼓動，1812年，美英正式交戰。這場戰爭對美國經濟的影響和禁運十分相似，對外貿易和航海業陷入長期蕭條和停滯，而制造業卻飛速發展，對英國霸權構成了真正威脅。戰爭結束後，英國商人不惜以低於成本的價格向北美傾銷商品，英國國會和政府則在一旁積極支援，佈魯厄姆勳爵在英國下院稱：“為了把美國在戰爭期間產生的幼稚制造業扼殺在搖籃中，即使在最初的大量出口中受些損失也是值得的。”[10]但英國的如意算盤並沒有得逞。這有三方面原因，首先，當時英國的技術還是相對簡單、容易掌握、也容易改進的技術，美國制造業在技術上已經並非處於絕對劣勢；其次，從規模上看，美國制造業已經有相當實力，而且也得到了國內金融勢力的支援；第三，1816年美國頒佈了第一個保護關稅法案，制造業品的平均稅率驟升至25%[11]。此後，直至十九世紀末，貿易保護主義一直是美國的經濟政策的基調。

由此可見，1807年禁運和1812年戰爭實際上是美國歷史上的重大轉折點。沒有這兩場戰爭――戰爭是最極端的保護主義，和由此而來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美國很可能成為另一個巴西，而世界歷史的面貌也將大不相同。遺憾的是，許多研究美國史的專家似乎也沒有充分註意這一轉折點的重大意義。在《新編美國史》中，1807年禁運和1812年戰爭只占了二頁半，而且沒有片言只語論及其重要意義。其原因是很耐人尋味的：如果每一個國家最終都能走上資本主義的“康莊大道”，或都必須經過資本主義階段，那麼也就不存在轉折問題了，最多只有曲折。

二、內戰完成了美國社會結構的質變

擺脫弱者地位的歷程不是一帆風順的，而是充滿了鬥爭和曲折。由於當時英國的強者地位並非象今天的美國那樣突出，它先是沒能阻止美國獨立，後是沒能在1812年戰爭中重新佔領美國（由於英國顧慮歐洲大陸重啟戰爭），繼又沒能在戰後搞垮美國經濟。但這並不等於英國、法國等歐洲強國就此承認美國的崛起，而是在繼續伺機壓制美國。

就美國國內而言，從原有的殖民地型社會經濟結構，向以制造業集團為中心的自主型社會經濟結構轉變，也經歷了一次又一次的沖突和鬥爭。大商人集團、航海集團、南部種植園主和北部制造業集團之間，自由貿易和貿易保護之間的矛盾仍然時起時伏，構成了地方主義與國家主義（地方分權與中央集權），奴隸制和廢奴主義，新申請州是否向奴隸制開放，以及民主黨與共和黨鬥爭等諸多重大矛盾的核心。漸漸地這對矛盾統攝了國內的各種矛盾，沖突從經濟領域延伸到政治、文化、宗教等領域，社會情緒越來越激動，直至爆發南北戰爭[12]。

事實上，盡管通過禁運和1812年戰爭確立了關稅保護原則，美國工業一時間還很弱小。在1820年以前，作為工業化最重要的部門的煉鐵業，其鐵產量比殖民地時間還少。鐵礦的開採、冶煉和鐵器業完全被英國所主之宰。第一個真正對煉鐵工業起到保護作用的關稅是1824年的關稅，其後是1828年的關稅。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初，自由貿易集團控制了政權，降低了關稅，煉鐵業生產很快就停滯、滑坡；1842年參議院決議恢復高關稅，鐵產量又直線上升。如此，自由貿易路線和貿易保護路線反复鬥爭，煉鐵業也反复漲落，直至林肯上台，把關稅提高到無以复加的地步，從而最終建立起了強大的鋼鐵業。

總的來說，關稅的爭奪戰越來越對貿易保護主義者有利，主張自由貿易的南部種植園主、北部進出口商和航海集團則滿腹牢騷。北部進出口商業利益的代言人如馬薩諸塞州的丹尼爾?韋伯斯特始終反對高關稅，南部則把1828年的高關稅稱為“可憎的稅率”，特別是南卡羅來納州。為了反對高關稅，南卡羅來納州不惜脫離聯邦。為此，它提出了憲法“公約論”，即認為州創立了聯邦，當中央政府的決定不符合州的意願時，州有權作出自己的決定。1832年7月，在自由貿易者的強大壓力下，國會通過了新關稅法案，比1828年的關稅有所下調，但仍不能滿足南卡羅來納州的要求。同年11月，南卡羅來納州召開州代表大會，宣佈國會通過的關稅法無效。如聯邦政府採取強制措施，則南卡羅來納州將脫離聯邦。面臨聯邦分裂的形勢，國會不得不再次通過妥協性法案，擴大免稅商品種類[13]。

妥協是達成了，但矛盾並未解決。自由貿易者和貿易保護主義者在一次次的較量中慢慢廓清了陣營，形成了以南部種植園主為核心和以北部制造業集團為核心的兩大派別。在世界範圍的廢奴主義運動的推動下，這兩大派別的鬥爭又進一步激化為蓄奴州和自由州的鬥爭。這兩大派別都希望控制參衆兩院、政府和最高法院。由於各州的參議員人數相等，而南北兩派所控制的州數相等，兩派力量在參議員勢均力敵。這時如果新加入的州是蓄奴州，則該南部就能控制參議院。因此，一個又一個新開發地區被批準為新州之日，也就是兩大派別一次次較量之時。每一次，出於維護聯邦的考慮，雙方都達成了妥協，如1820年的1820年的《密蘇里妥協》，《1850年妥協》等。《1850年妥協》中，北方限制了奴隸制的擴張，同時也向南方承諾了嚴厲的《緝奴法》，從而維護了脆弱的南北政治均勢。但每一次妥協都醞釀著矛盾的進一步激化，《1850年妥協》被稱為“火山口上的壺蓋”[14]。此後，南北雙方鬥爭的火藥味越來越濃，在1854年堪薩斯州問題上，兩大派別發生了武裝沖突。這是南北戰爭的前奏。

時間的推移有利於北部制造業集團。盡管南方的棉花出口還占到美國總出口的一半以上，但北部工業品的出口也在迅速增長，這就使原先作為依附於發達工業國的北部買辦商人和航海集團逐漸疏遠南部，轉而依附於北部制造業集團。其明顯的標志是北部民主黨人的領袖斯蒂芬?道格拉斯，他原先屬於自由貿易派，和南部種植園主有共同的基本主張，代表北部買辦商人集團的利益。在1854年堪薩斯州是否以蓄奴州加入聯邦的問題上，他開始反對當時的民主黨總統詹姆斯?佈坎南，主張將維護奴隸制的堪薩斯州《利康普頓憲法》交人民表決，1858年堪薩斯居民投票否決了這一憲法，並最終於內戰前夕作為自由州加入聯邦。內戰爆發後，道格拉斯本人匆匆趕往白宮，表示堅決支援共和黨，打敗南部集團[15]。道格拉斯和他所代表的北部買辦商人集團的轉變從政治上奠定了南部失敗的基础，這實際上是美國從依附型社會結構向自主型社會結構轉變的最後一個重要轉折。

從美國社會內部擺脫依附性的意義上說，南北戰爭是獨立戰爭的繼續。不僅如此，戰時外交格局也充分說明了南北戰爭既是內戰，又是外戰，是從英法強國的統治體系中彻底解放出來的外戰。英、法等歐洲大國都站在南方一邊。英國自稱為中立國，把南方稱為交戰國，實際上承認了南方政權，使英國成為南方的軍火供應基地。英國說明南方制造的鐵甲撞角艦對北方海軍構成重大威脅，其中“亞拉巴馬”號在22個月里連續摧毀和捕獲了60艘北部艦船。不僅如此，英國甚至企圖尋畔直接參戰。當北部戰艦在英國“特倫特”號上截獲了南部同盟的兩名使節後，英國要求北部立刻釋放人員，否則就對美宣戰。面對英國的強硬挑畔，林肯採取了退讓政策，使英國失去了宣戰借口[16]。法國則出兵墨西哥，佔領墨西哥城，從南部對美國構成威脅[17]。這時如果美國堅持門羅主義政策，則法國就會和南部結盟，對美國宣戰。如果不是林肯和共和黨人頭腦清醒，縮小打擊對象，則南北戰爭的結局將難以逆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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