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經濟地理學分析“溫州現象”(1)

　　從起源來說，經濟地理學發展比較早，被歸為是地理科學系統中的一門分支科學。它以人類經濟活動和地理環境的空間關係為研究對象，揭示人類經濟活動的地理特徵，探讨地域經濟發展規律，預測和控制區域的經濟發展方向、速度、規模和效益。時至今日，經濟地理學成為經濟學研究中一個值得重視的分類。

　　經濟地理學的基本論萌芽早在古代就見諸國內外的文獻資料之中，但真正成為一門學科則是近代的事。1760年，俄國人M•B.羅蒙諾索夫就創立了“經濟地理學”之名，並領導了一個研究機構，但因為局限於描述，缺乏科學性而有名無實。1882年德國人戈策在《柏林地理學會會志》上發表《經濟地理學的任務》一文，論述經濟地理學的本質及其構成，具體提出建立作為科學體系的經濟地理學。不久之後，美國學者約翰遜在普林斯頓大學開設經濟地理學課程，這表明作為一門近代科學的經濟地理學已經形成。經濟地理學近代的形成過程有三個源流：一是16世紀產生的商業地理學和18世紀末形成的財政統計學；二是19世紀李特爾開創了人文地理學和其他人創造的區域 地理學；三是19世紀初形成的區位理論。20世紀60年代以來，資源、環境、人口、糧食等問題的加劇，使經濟地理學進一步得到很大發展。

　　經濟地理學主要研究在地區基础上或以一定的地區為單位而進行的包括生產、交換、消費的廣義經濟活動；它不僅研究經濟活動的分佈，而且研究經濟的空間結構；聯繫有關因素時，把地理環境擺在重要地位，著重探讨經濟活動和地理環境的關係。

　　由於經濟地理學所研究的特殊領域具有自然、技術、經濟相結合的特點，因此可以認為它是一門與自然科學和技術科學有著密切聯繫的社會科學範圍內的邊緣科學。

　　我們研究真實社會的經濟現象，一般會採取理論模型來解析，但是真實社會有成千上萬的變量，每個理論模型都只保留幾個變量而已。從經濟地理學的角度，我們選取變量就會跳出固有的經濟本身的圈子，挑選一些可以影響經濟但又不是經濟本身自變量的變量，這樣就可以得出更具備客觀性更有說服力的結論，這樣的研究也會更趨於真實，更有借鑒性。

　　“溫州現象”在中國乃至世界都具備相當的影響，從經濟地理學的方法去審視，也會得出一些比較全面的結論。

　　溫州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古郡，早在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時代晚期，就有先民在這里勞動生息。在春秋戰國時期，就是中國沿海九個港口之一，公元323年，著名學者郭璞選址始建溫州城。相傳建城時，有一只白鹿銜花跨城而過，所到之處一片鳥語花香、祥雲騰飛，故又名“鹿城”。 在浙南大地上，大羅山、吹台山、玉苍山孕育了溫州文化，瓯江、飛雲江、鳌江、清江哺育了東瓯子民。溫州也被稱為“東瓯名城”。

　　溫州的經濟最早是憑借手工業開始發展的。最早在新石器晚期，溫州的制瓷技術已經形成。在東漢中晚期，是浙江最早生產青瓷的少 數地區之一。溫州的絲織業在東晉時開始發展，生產“雞鳴佈”，名滿天下。

　　而溫州手工業進入全面興盛，成為我國著名的手工業城市。是在南宋定都臨安以後，全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南移，貴州士大夫雲集，工匠荟萃，溫州海上交通發達，貿易興盛，出現了“商賈輻辏”、“漳泉大賈飛樯集，粵海奇珍巨檻來”的空前繁榮景象。商業交換的發達，是帶來手工業興盛的主要原因。宋代以後，手工業相對停滯。原來曾負盛名的漆器、缂絲、造紙等，逐漸衰落。

　　元明時期，官營手工業加強，有織染局、銀場局、造船局、紙局等。這時期，民間手工業以及紡織絲綢業最活躍。雖然到了元明清，溫州相比較其他歷史時期略顯沉悶，但溫州一直有“小上海”的美譽。

　　著名的瓯劇《高機與吳三春》講述的就是明代平陽織綢高手高機與富商之女吳三春的愛情故事。

　　元明年間，溫州手工業停滯及一些行業衰落，主要有三個方面的原因：

　　(1) 生產關係上，官營手工業較之於當時已出現的民間手工業，是一種落後的生產關係，官營手工業的加強是一種倒退。

　　(2) 宋代以後，政治、經濟中心重又北移，大批官僚、貴族等上層統治階級的高檔消費品市場隨之縮小。

　　(3) 明代以來，倭寇不斷騷擾沿海地區，海上交通阻塞，使溫州的海上貿易優勢完全喪失。溫州近代工業，始於19世紀90年代。

　　光緒二年(1876年)，《中英煙台條約》簽訂，溫州辟為通商口岸。次年，溫州海關成立，由英國人擔任稅務司，掌握海關大權。從此，洋貨源源輸入溫州，沉重打擊了溫州民間的土紡、土織及手工制糖、榨油等業。

　　帝國主義列強以槍炮打開中國大門，進行經濟掠奪，其客觀結果卻又不可避免地刺激了中國近代工業的產生。

　　清末民初，溫州皮鞋業漸興。19世紀20年代，上海、廈?等地招用一批溫州鞋工40餘人，去精工制作皮鞋。後來他們回到溫州後，成為溫州鞋業技術骨幹，帶動溫州鞋業發展。至1931年，“溫鞋”已成為名產，城區皮鞋業70餘家，形成了府前街專業一條街。這可能為後來溫州鞋遍及全球提供了一個歷史性的前提。

　　從歷史上看，溫州除了手工業的發達，在造船、印刷、陶瓷、鹽業等方面也可圈可點。例如造船業，三國時期，溫州成為江南赫赫有名的三大造船基地之一。發展到北宋的時候，全國官船年產2916艘，溫州有125艘，仍舊具備相當規模。史料記載，宋真宗天禧五年，溫州、明州(寧波)年造船各605艘，為全國之首。至徽宗政和四年的二十年中，溫州年造船都在600餘艘，且能出海航行，有漕運船、戰船等。

　　在鹽業方面，唐朝時期，永嘉設監鹽官，為全國十大鹽監之一。宋時，溫州是兩浙海鹽重要產地，在浙東僅次於明州，且制鹽技術已由原來的海水直接煮煎，發展到“刮泥淋鹵”、“攤灰淋鹵”法，為制鹽技術的重大進步。

　　在印刷方面，北宋仁宗至和年間，溫州蠲紙列為貢品，為全國九處貢紙之一，與嵊縣的刹藤紙、餘杭由拳紙，同列為浙江三大名紙。宋代木刻印刷的溫州刻本有《大唐六典》、《白石詩卷》等，如《大唐六典》被列為國子監官方名版書，書後列溫州籍刻工11人姓名，也是值得溫州人驕傲的。

　　建國之後，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溫州是我國地方工業發展最艱難曲折的地區之一。從1957—1978年，溫州工業僅增長3.26倍，而浙江省是5.47倍，全國是6.01倍。

本文摘自《一盞經濟的漁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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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本經濟理論與實務結合的經濟學散文集，書中的話題涉獵比較廣泛，從我們生活中的小事到宏觀層面的熱點話題，作者從經濟學的角度針對社會各個層面的經濟現象做了深入的觀察和思考，試圖引導讀者從表面現象深入了解其背後的經濟規律和發展軌迹。
期待會讓更多的讀者了解經濟學，喜愛經濟學，並且明白社會和生活的變化很多時候是經濟學的規律在左右或者說推動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