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風險與機會間權衡

　　對過去的國家最高決策者來說，“打不打”事關生死存亡。與決策風險同樣有力的制約因素是戰爭的巨大耗費，“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驷，革車千乘，帶甲十萬，千里饋糧；則內外之費，賓客之用，膠漆之材，車甲之奉，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矣。”這只是興軍出徵的耗費，還沒有計算作戰的傷亡，當然不能輕易打仗。在爭取王國利益的工具中，戰爭是一件風險過大而收益不穩定的工具。因此，“慎戰”被視作基本的政治智慧，並逐漸成為普遍遵循的軍事傳統。

　　地理大發現使原本天各一方、生息繁衍的不同民族、國家捆綁在一起。隨之而來的是，對立增多，摩擦加劇，矛盾激化。哪種手段更合適成為彼此沖突的仲裁者？在那時，顯然是戰爭坐上了頭把交椅。個中原因主要不是軍事技術的發展，而是殖民者和原住民擁有的軍事技術存在的巨大差距。正是這個原因，造成了兩者在軍事對抗中風險和機會的極端不對稱，占有優勢的一方，使用軍事手段的收益極高而風險極低，落後的一方除了挨打別無選擇。於是“炮艦政策”大行其道，強兵好戰成為社會文化的主流。

　　殖民地瓜分的結束，使仍想爭奪生存空間的新帝國和老帝國之間不可避免地走向對抗。交戰雙方由於軍事技術水平相當，戰況空前惨烈。兩次世界大戰的結局都是兩敗俱傷。除了充當“民主軍工廠”的美國因獲得實際利益而仍然熱衷動用武力外，其他列強更多地看到了戰爭的巨大風險和難以承受的成本。華約和北約兩大軍事集團在核武背景下的對峙，使“打不打”又成為關乎人類生死存亡的大問題。選擇“冷戰”取代“熱戰”以避免“核戰”，是當時的政治家所能作出的最佳決策。因為在力量大致均衡的情況下，戰爭的風險和收益也趨於均衡，逞勇鬥狠的結局都不佳。

　　自在越南打了一場得不償失的仗後，美國人對“打不打”的問題也更重視了。其中影響最深遠的看法出自美國前國防部長溫伯格。他在1984年的一次講話中對“打不打”，即是否動用美國軍隊設定了6項前提條件：

　　●    必須是美國的國家利益處於危險之中；

　　●    有明確的作戰目標；

　　●    有取勝的把握；

　　●    必須對使用武力的情況進行不斷的評估並及時作出必要的調整；

　　●    軍事干涉必須得到國會的合理保證與公衆的支援；

　　●    軍事干涉是最後的手段。

　　這6條意見一度成為美國政界決定是否動武的“溫伯格戒條”。

　　必須承認，美國政治家和將軍們對戰爭在互相依存的世界上的效用和局限都有了相當深入的理解。他們認為，戰爭作為手段是有用的，但用處也有限；關鍵的問題是不能讓戰爭失去控制，要控制戰爭的全過程。因此，在越戰之後，一直到海灣戰爭，美國政要對“打和不打”的問題一直處理得小心翼翼，即使在格林納達、利比亞、巴拿馬有幾次冒險，但也是臨深履薄。

　　第一次海灣戰爭，不僅在戰爭上美國獲得多國支援，而且沙特阿拉伯、科威特、日本三國還慷慨解囊，承擔了611億美元戰爭開銷中的484億美元。所以，那是一場多人的象棋大賽。美國是被人請去打仗的。當然，海灣戰爭後，每桶油價從15美元漲到40美元持續了1年，沙特和科威特實際上還是賺回來了，是全世界的石油消費者為第一次海灣戰爭支付了賬單。對於這一點，早就準備“倒薩”的美國政治精英不會不清楚。

　　第二次海灣戰爭，美國沒有“單挑”伊拉克，但也承擔了這次戰爭的大部分軍費。

　　美國政府吸取了第一次海灣戰爭中沒有在市場上大量投放石油戰略儲備的教訓，這次暗中囤積了大量石油。

　　早在1998年底，國際石油公司就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大並購，並購金額高達近2000億美元，其中70％以上由美國的石油公司進行操控。

　　從2002年1月1日開始，美國的戰略石油儲備每天增加15萬桶。2005年年底，世界原油價格曾經一度突破30美元/桶。這期間，美國利用低價購入的戰略石油儲備做低進高出的石油期貨，這樣做不僅足以彌補因伊拉克石油中斷造成的100萬桶石油短缺，還能籌集到相當數量的款項輕輕鬆鬆地把“倒薩”的賬單支付了。

　　第一次海灣戰爭中，美國是通過沙特和科威特賺取的石油美元讓全世界石油消費者提供了戰爭經費，而這次已經更加谙熟金融運作的美國人直接讓全世界石油消費者替美國的倒薩之戰“買單”。 而且這還沒有計算美國在戰爭地區獲得戰後重建豐厚的訂單以及軍火商的利潤。

　　至於美國一般百姓在石油上漲初期多支付的費用，只要美國對戰爭進程有絕對的控制把握，再加上駕輕就熟的媒體輿論炒作，“9•11”事件後流出美國的資金必然返回美國金融市場。這不僅增加了美國金融證券公司的抽頭，而且由於克林頓時代制造的10年經濟繁榮，使得美國大部分家庭都擁有各種有價證券，這樣美國很多民衆的金融資產收入就彌補?在石油上的超支。在某種意義上，只要一些發展較快的國家的資金回流到美國金融市場(美國經濟學家估計這個數字理想的話可達10 000億美元左右)，那麼這些國家實際上就為美國民衆因戰爭在石油超支上支付了賬單。金融資產增加後，必然促進消費，進而增加就業機會，再進而推動經濟增長，而很多因戰爭初期油價上漲和資金流出的受損國家，只能壓價向美國出口農、工、礦產品換取美元，進而又滿足了美國就業增加後中低收入者的需求。導致這次變化的一個原因是美國對伊拉克，實際上包括對世界上其他國家擁有巨大的軍事技術優勢——它可以打你，你卻無法打它，甚至難以防範。由於動武的風險極低，即使沒有大的戰略利益，還是可以保持較大的相對收益。“導彈威懾”或“精確轟炸威懾”可能和當年的“炮艦外交”一樣，是風險極低、效率極高的工具。小佈什在“9•11”之後選擇了“先發制人”戰略，似乎也證明了這一點。

　　因此，可以認為對戰爭進行預算時，美國的政治精英和金融商業精英一定在經濟戰略的某種程度上達成了共識。抛開國內政治爭鬥的因素看，這種共識的基础絕對不僅僅是戰爭勝利的唯一成果，按照常理推算，背後一定還有一個复蘇美國經濟的更大期待。　　

　　歷數幾次戰爭，握有戰爭最終決定權的政治家向世人透出一個強烈的信息：兵者，雖還是國之大事，但已經不再只是“死生之地、存亡之道”，而且還可以被當作國家的興衰之途、利益盈虧之要，甚至是政治家躲避彈劾之術、刺激股市之法、調整油價之招、贏得選舉之竅門。

　　當然美國在戰爭的決策上還具備重大的戰略利益，主要集中在他們的石油戰略問題上，這點美國是很明確的。美國戰爭勝利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將通過對石油的影響體現。

本文摘自《一盞經濟的漁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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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人為什麼愛存錢； 讓歷史失憶的超市；地產泡沫的複雜答案；從經濟地理學分析“溫州現象”；不完美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大國崛起的秘密；盛世中國的環保夢魇；創新引領未來。
作為一本經濟理論與實務結合的經濟學散文集，書中的話題涉獵比較廣泛，從我們生活中的小事到宏觀層面的熱點話題，作者從經濟學的角度針對社會各個層面的經濟現象做了深入的觀察和思考，試圖引導讀者從表面現象深入了解其背後的經濟規律和發展軌迹。
期待會讓更多的讀者了解經濟學，喜愛經濟學，並且明白社會和生活的變化很多時候是經濟學的規律在左右或者說推動著。